历史学家余登折说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支股票

‘壹’ 高一 历史 作业,急,明天要交,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请详细解答,谢谢! (9 11:22:19)

时下世界各国都比较推崇史料教学法，把学生带入历史现场，努力教会学生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重新审视各国历史，注意利用历史资料帮助学生再现过去的面貌与形象，从而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强调史料的“证据”作用。读了《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使我认识到史料教学的巨大潜能。

一利用史料教学 提高学生兴趣

在课堂上，教师将补充史料、照片、画页、地图等发给学生，使教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切身感。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历史知识，发现问题，师生交流。在此过程中教师可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比如制作图表、知识竞赛、情景再现、讲故事、演历史剧。使课堂气氛始终活泼而热烈，学生学习热情高涨。

二利用史料教学 培养学生合作性学习

《学记》中言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生活”作为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所谓“学会生活”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在教《多彩多姿的艺术》时，我把学生分成三个小组，课前分别布置了三个任务:描摹王羲之《兰亭序》中不同形态的“之”字；向美术老师请教顾恺之《洛神赋图》的艺术价值；搜集秦始皇兵马俑材料，展示其价值。各小组利用网络、图书馆、课本等资源，分工合作，搜集资料、分析、概括对自己有用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学生独立思考和操作，而且有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竞争，更有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三利用史料教学 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把自己当作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固有需要。”

探究性学习强调将学生引导到问题情境中去，促使他们去发现问题，自主探究，自主解决问题，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实践和创新能力。在教《重庆谈判》时，展示了图片《美国军用飞机空运国民党军队到内战前线》和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启发学生探究: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去重庆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照片中的毛泽东蒋介石在想什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冒风险去重庆谈判？播放《双十协定》资料片，启发学生探究:《双十协定》内容能实现吗？本节课通过多媒体给学生放历史资料片，使学生置于历史场景中，走进历史，充分感知历史，主动探究问题，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

使用史料教学的教学过程，扩宽了学生的视野，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是真正的学习的主体，自主探索，主动获取知识，完全改变了被动接受的地位。同时还培养学生的阅读材料能力，分析概括问题能力。随着史料教学在课堂中不断成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并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日记的人屈指可数，其中，胡适、吴宓、竺可桢的日记无疑是史料价值最高的几种。吴宓的日记前些年已出版了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读书界早有定评。这次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完整个案。考虑到胡适1949年离开了大陆，竺可桢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位，吴宓以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写下的日记，就拥了独特而且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他同时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中，能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精神，并保持独立人格的人本来就很稀有，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标榜的陈寅恪可以算一个，可惜不写日记，其私人记录只有零星的书信和旧体诗。也正因为如此，《吴宓日记续编》几乎就成了“绝唱”。它记录的不仅是他生活的经历，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可以看作是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

吴宓生前就对自己日记的价值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写自传的念头时说，自传可以和诗集和历年的日记相辅而行，“虽记私人生活事实，亦即此时代中国之野史。”

《往事》毛彦文着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我是因为吴宓才知道毛彦文的，这位吴宓苦恋终生、苦苦追求而不得的新女性，谢世已有多年，她留下的这本回忆录，今年首次在大陆出版。在民国历史上，毛彦文的人生经历不无传奇色彩，她是浙江江山人，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与胡适等都有来往，更因为吴宓对她的相思，以及她嫁给民初做过总理、比她大三十多岁的熊希龄，而广为人知，那段少妻老夫的姻缘曾经是报刊争相报道、轰动一时的娱乐新闻。她在回忆录中对仅仅三年的婚姻生活很满意、很满足，她辅佐熊氏生前办有香山慈幼院，熊氏去世她继续主持这个人道主义机构。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吴宓曾万里追她，漂洋过海直到欧洲，她为什么拒绝吴宓？回忆录语焉不详，这个谜底也许永远不会有准确的答案了。但她肯定吴宓是一位人文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且决不是一个薄情的人。离开大陆后，她在遥远的美国其实也在关心吴宓的下落。大约在1950年代末，她偶尔看到译成为英文的大陆杂志，其中有吴宓的坦白书，说自己用纯文学的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才正确。她说自己当时气得发指，为吴宓的命运而感喟、悲伤、愤怒。晚年回首往事，这位当年风华照人的新女性心境已归于平淡，她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因为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我喜欢这样的表述。平凡的“往事”才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汪荣祖着

[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

汪荣祖是海外华人史学家，我个人以为，他对郭嵩焘和那个时代的研究最具有开创性，长期以来，郭嵩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之，就是从汪荣祖那本书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之后，继续蒙头沉睡了足足20年的华夏民族，1860年以后才逐渐有了危机感、紧迫感，但也只限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技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这个时代，中国最有见识、最具世界眼光的人，实际上不是那些造成“同治中兴”的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类，而是亲眼目睹了西方制度运作，对西方文明有亲身体验的湖南人郭嵩焘。他于1877年到1879年出使英国，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大大开拓了视野。在出使日记中他肯定并赞美了西方的制度、文化、社会，认为现在的“夷狄”和以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然而，因为太超前了，郭嵩焘这位“孤独的先行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当他的《使西纪程》出版后，竟然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结果他的书被毁版，人在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从此再也没有被朝廷起用，于1891年郁郁而终，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几年后主持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可惜戊戌变法迅速失败，湖南新政连根拔起，他稳健的渐进式变革思路从此被忽略。（在他生前，具有珍贵价值的200万字日记一直未能问世。在他死后9年，还有人上奏要戮他的尸以谢天下。）汪荣祖敏锐地抓住郭嵩焘这个人物，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曲折和艰难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郭嵩焘的悲剧命运解剖他栖身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不幸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美]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着

[李玉瑶、胡雅倩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美国只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清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起源，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随着时光的推移，很多历史细节逐渐变得模糊，有些重要事情当时可能就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带着《五月花号公约》上岸的美国第一代先民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经历过饥饿、疾病、寒冷的威胁，面对过土着印地安人的弓箭、猎枪和陷阱，他们曾一次次在生存和死亡之间挣扎，度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登上新大陆，并不意味着铺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金色的蔷薇。换言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信仰上帝的生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五月花号”乘客组成的第一代移民和他们的子孙，与印第安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中间又发生过什么变化？以往我们所知不多，不光是中国人，就是在许多美国人的想象中，开始于1620年天路客登岸的美国历史，也是像青蛙跳跃一样，转眼就到了莱克星顿枪响，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吹起来了。中间一下子就跳过了150年，在这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中，这块大陆到底发生过哪些不可回避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有过那些值得铭记的名字，这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一个历史的盲区。有鉴于此，菲尔布里克写下了这本书。我觉得，美国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中的不幸、不义和不光彩的一面，容忍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批评，容许自揭历史的伤疤。菲尔布里克没有回避17世纪后期发生在美国土地上的那场血腥的“菲利普王战争”，正是美国有着很强自我反省的能力，这个国家才会始终沿着《五月花号公约》轨道上前行，找到自己的方向。

‘贰’ 从综合的角度回答大国的兴衰史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促成，每个大国崛起的时间和原因也是各异的，但我们仔细想想不难发现大国崛起的首要原因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是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各个大国崛起的崛起的时间因为地域的原因不同，但它无疑都是靠接受并发展可近代文明后迅速崛起...
大国最先崛起于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岛国，而其中一个推动事件就是欧洲对香料的依赖性很大，而路上交通被被阻隔断，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葡萄牙率先把出路瞄向了大海，从而引发了一场地理学上的革命，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各种优秀的思想开始得到传播...葡萄牙的崛起也有其内部原因，就是在整个探索海洋路线的过程中得到了国王及人命由上而下的支持
西班牙是比葡萄牙稍微晚一点的海洋时代的大国，伊莎贝尔女王在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后，便把目光投向了海洋，以谋发展。她资助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后来达.加玛到达了印度，麦哲伦作了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世界已经开始连在了一起...在以后的数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依靠自己的海上优势，进行香料贸易从中牟取暴利，西班牙更是直接对美洲大陆的黄金白银进行掠夺，两国都在世界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但贵族势力对本国的工商业采取反对的态度，使自己本国的工业极度萎缩，而本国的奢侈消费似的本国财富开始流向它国...
随后的荷兰因为没有西班牙，葡萄牙似的强大王权，只有靠自己的商业运输来促使自己发展，稍后通过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建立起了一个符合商人阶级利益的国家，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展商业贸易，并在每片大陆上都有了自己的殖民地（如中国的台湾，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今天的纽约），在着一系列的变化中，荷兰建立了世界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股票交易场所，形成了早期的金贸制度，拥有了大批的艺术家...但在17世纪荷兰的发展的速度发展....
而英国在打败了西班牙后，夺取了海上的霸权...为英国走向世界赢得了便宜...在以后的英国商人和国王的斗争中签定了着名的《大宪章》，即英国的君主立宪，以后由于查里一世的不得人心，英国再次爆发了人民革命，并处死了查里一世，随后又有二世的复辟，最终也被推翻，英国人迎来了荷兰国王威廉，并由民众授意下威廉夫妇共同成为英国
国王.至此英国摆脱了封建王权的桎梏，手工业，商业飞速发展，并在国内通过了《航海法》，又打败了荷兰，把海上的真正霸权捏在了自己的手上...
长期的扩张带动了英国的商业意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瓦特的蒸汽机问世的那一刻起，英国率先在世界引起了一场工业革命，人们开始拥有了创造发明的激情。在此，科学巨人牛顿已经开启了近代科学的大门，亚当.斯密也发表了自己的《国富论》，当英国击败拿破伦以后，其大国地位 已经世界第一...
法国在1789年开始的大革命，吹毁了绝对君主制度》并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主要思想是”自由，平等，博爱“，而这长革命却是又法国的 思想巨将卢梭，伏尔泰等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所引起的》然而法国的大革命开始有点失控，人们有最初的激情变的狂热起来，诬告，陷害，将许多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在这样的动乱中，拿破伦被推举为法国国王，随后那破伦对欧洲进行了大范围征战，也将法国的自由，平等的革命思想传播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开始利用他们接受的思想放对法国的入侵...一次一次的革命已经让法国变得动荡...等到法国走上正轨不久，两次世界大战争又影响了它发展，战后的法国在戴高乐的执政期间，告别了殖民统治，1963年于德国和解，1964年与中国建交，1966年退出北约，正是坚持了自己和平独立的外交政策，法国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大国地位，并成为了世界格局的制蘅力量...

‘叁’ 、张衡、华佗、王羲之、祖冲之、李白、玄奘、苏轼、徐霞客、李时珍，这些历史人物的主要业绩是什么

张衡:
（公元78~公元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人。十七岁时离开家乡，到西汉故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历史古迹，调查民情风俗和社会经济情况。后来，又到首都洛阳参观太学，求师访友。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由洛阳回到南阳，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在此期间写了《东京赋》和《西京赋》，一直流传到今天。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鲍德调离南阳后，张衡去职留在家乡，用了三年时间钻研哲学、数学、天文，积累了不少知识，声誉大振。 永初五年他再次到京城，担任郎中与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起，曾两度担任太史令，前后凡十四年，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汉朝的时候，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天好象一个鸡蛋壳，地好比鸡蛋黄，天大地小；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个看法虽然也是属于地心体系的范畴，但是在当时却有进步之处：

第一，张衡虽然认为天有一个硬壳，却并不认为硬壳是宇宙的边界，硬壳之外的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

第二，张衡在《灵宪》这篇着作中，一开头就力图解答天、地的起源和演化问题。他的回答具有朴素的、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因素。他认为天地未分以前，混混沌沌；既分以后，轻者上升为天，重者凝结为地。天为阳气，地为阴气，二气互相作用，创造万物，由地溢出之气为星。

第三，张衡用“近天则迟，远天则速”，即用距离变化来解释行星运行的快慢。近代科学证明，行星运动的快慢是和它同太阳距离的近远相关的。张衡的解释有合理的因素。

张衡不但注意理论研究，而且注重实践，他曾亲自设计和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制成于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后者是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

浑天仪相当于现在的天球仪，原是西汉时耿寿昌发明的。张衡对它作了改进，用来作为浑天说的演示仪器。他用齿轮系统把浑象和计时漏壶联系起来，漏壶滴水推动浑象均匀地旋转，一天刚好转一周。这样，人在屋子里看浑象，就可以知道哪颗星当时在什么位置上。

张衡还对许多具体的天象做了观察和分析。他统计出中原地区能看到的星数约2,500颗。他基本上掌握了月食的原理。他测出太阳和月亮的角直径是周天的1/736，即29'24''，同太阳和月亮的平均角直径31'59''.26和31'5''.2相差不多，可见张衡的测量是相当准确的。

张衡认为，早晚和中午的太阳，其大小是一样的；看起来早晚大，中午小，只是一种光学作用。早晚观测者所处的环境比较暗，由暗视明就显得大，中午时天地同明，看天上的太阳就显得小。好比一团火，夜里看就大，白天看就小。张衡的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不很全面。到了晋代，束皙才作了比较完善的解释。

张衡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一种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也用铜制成，形状像酒樽，内部中间竖着一根粗大的柱子，柱的周围有8根横杆连接外面。外面有8条龙，龙头朝下，按8个方向排列，龙嘴里各衔着一个小铜球，下面蹲着8只张嘴的蟾蜍。如某一方向发生地震，柱子就会倒向哪个方向的横杆，那个方向的龙嘴就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嘴里。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

公元138年，地动仪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一次地震。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向的仪器，比欧洲的地震仪要早1700多年。他还发明测定方向的候风仪，制成了当时只是在传说中有过的指南车。

在数学方面，他算出了圆周率比10的平方根3.16多一点。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地形图。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东汉时期有名的文学家，并且还被人列为当时的六大名画家之一。1956年，郭沫若为他题碑文：“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华佗:
首先出现在陈寿所着的《三国志）。

华佗是典型的神医，几乎成了中国医学人物的最杰出代表。

他为人治病，不仅是手到病除，而且道德高尚，专门和太祖曹操做对，不给这位不可一世之主看病。眼看着曹操的儿子曹冲病逝，眼看着曹操头疼病逝，而自己则无动于衷，似乎还兴灾乐祸，巴不得这曹姓人家快些死掉。因为曹家人太聪明，太让许多“文化人”感到头疼难对付。

华佗的这些快炙人口的故事，似乎早已深入千家万户。华佗的故事似乎早已成为“信史”而流传中国。

好在《三国志》中有关华佗的记载不长，我们这里将之引来，并与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大家一定可以看出，“当代华佗”胡万林的确与奇怪的“古代华佗”有些相似

王羲之:
(303～361)，字逸少，原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称“王右军”。有“书圣”美誉。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庾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时经父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早年又从卫夫人处学书。卫夫人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王羲之又善于转益多师，广闻博取、探源明理。他曾自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蹇腾之势，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撅，不折而用转，所谓“一榻灌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南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对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其妻郗氏也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 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 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也是我国着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文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 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暅原理"．

李白: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高度成就的十分形象的概括。

李白，字太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O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15岁时，学习剑术。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纵横术。李白勤奋好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在 20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开阔的襟怀，豪放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又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的隐逸生活。这种矛盾的生活理想，在他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功成，名遂，身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着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终南捷径。 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着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此赋通过“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不贪恋爵禄的豪侠。如《侠客行》赞美侯赢、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他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李白在游历中，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加上阅历的增长，使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提高，写下了不少着名的诗篇。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天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再如《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雄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景色，经过诗人别出心裁一番吟咏，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李白在学习乐府民歌时，创作了不少乐府诗。《长干行》第一首开头六句是：“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游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后来“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便成了比喻小儿女相亲相爱的着名成语。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他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白自己此时的隐居是“养贤”而非遁世，是在等待时机。文章说，“奋其智能，愿为辅粥，使衰区大定，海县清一。”可见隐而不忘政事。 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韩荆州即韩朝宗，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着名，二人一见如故。当他们分手时，李白写了着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又举家南下，住到安徽南陵去了。不久，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临行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一诗，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狂喜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滴仙人”。《蜀道难》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的山川，一开头就以“噫呈*，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充满磋叹的情调很快抓住了读者，中间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援”等，竭力形容人蜀途中山川的高危险峻，再衬以“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的凄厉气氛，以及诗人的反复嗟叹，把蜀道的高危艰险渲染得十分突出而激荡人心。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浩诏令之类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他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请将”．深居官中，沉溺声色。玄宗曾一度受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 从李白方面来说，玄宗之所以疏远他，与他那傲岸性格有关。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这种无视封建秩序的叛逆精神，显然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相传，玄宗在便殿召见李自时，李白曾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大宦官，为解“脱靴”之恨，他挑拨杨贵妃说，李白《清平调》词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二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使杨贵妃由此深恨李自。他们都是玄宗最宠的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自然会影响玄宗对李白的看法，何况对他进行中伤的，还有驸马张*等人。 权臣贵成的谗毁，玄宗的疏远，使李白很苦闷，发出“行路难”的感叹。

天宝三载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还”。 李白在长安实际上只有一年半时间。这期间，他亲眼看到朝政的黑暗腐败，以满腔忧愤写下了许多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诗篇，如《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又在漫游中度过了1O年。这时，他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广州梁国（在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所以他说：“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国”。以梁园为中心，李白往南到过越中，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欣赏大自然的美。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他在《梁园吟》中说：“东山高卧时走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这个时期，朝政更加黑暗，把持朝政大权的宰相李林甫，大兴冤狱，打击迫害正直贤能的官员。目睹国是日非，李白内心的痛苦也与日俱增。但他决不向权贵屈膝，在着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写道：“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高尚人格。他还写了许多揭露和鞭挞黑暗现实的诗篇。《远离别》对玄宗宠信李林甫等奸臣，大权旁落，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北风行》批判了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而挑起的对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

在长期的漫游中，李白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写了一些反映他们的诗篇。《宿五松山下苟媪家》对“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深表同情。《秋浦歌》第14首歌颂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对酿酒老头也充满感情，｛哭宣城善酿纪叟》写道：“纪英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例如对黄河的描写，就有不少名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独坐敬亭山》一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会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则把山写活了。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当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率所部兵15万，认范阳（今北京大兴）出发．进攻中原。仅30多天，洛阳就陷于乱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号大燕皇帝。六月，京都屏障憧关失守。玄宗仓皇西选，于是京都长安也为乱军所据。 安史之乱初，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到江南避难。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诗人这时渴望报国杀敌，《赠张相镐》诗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澄清洛阳水。”

天宝十五载，玄宗西逃成都，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永王李*奉玄宗之命，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次年正月，永王经过寻阳，知道李白在庐山隐居，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平定叛乱。但没想到，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永王即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一带）。他这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在经历15个月的流放，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他随即雇船东归，名作《早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上元二年，当东南地区又告吃紧，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时，61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可惜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未能如愿。第二年，李白在安徽当涂与世长辞。

李白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在贫病中死去，但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他继承了屈原和庄子开拓的浪漫主义传统，反对齐梁柔靡诗风，在诗歌革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诗留传下来的近千首，各体皆备，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尤以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成就最大。其诗气象宏大，格调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开阔，清新自然，余味无穷。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玄奘: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着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创始人。《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
玄奘的家族位于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上有三个哥哥。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他父亲陈惠，便潜心儒学不做官了。

少时因为家境困难，跟着他二兄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在那里待了五年，当时还是隋朝时期。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后者。他十一岁（620）就熟习《法华》、《维摩》。十三岁时（622）洛阳度僧，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盘》，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佩。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着。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玄奘再到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盘》，他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受到称赞，声誉满京师。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但是玄奘觉得多年来在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很想得着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会通一切（这一见解大概是受了当时来华的波颇蜜多罗的启发而生），于是决心往印度求法。

618年隋朝灭亡，玄奘和他的兄长逃至长安（当时已经是唐朝首都），之后再往南至四川成都。在这里他们兄弟二人花了约二到三年的时间继续深研佛经。

622年玄奘29岁那年剃度出家。之后他离开他的兄长然后回到长安学习外国语文和佛学。
玄奘自出家以还，便曾经计划往天竺学习佛法，但多次都未成事。公元627年，唐玄奘终于由长安出发只身前往天竺，沿着西域过帕米尔高原前往，历经艰难险阻后到达天竺。在天竺的十多年间，玄奘跟随过许多有名的僧人，他停留过的寺宇包括当时有名的佛教学习中心-那烂陀寺，他向该寺的主持，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佛经。及后玄奘更加徒步考察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在一次佛学讲座中名扬全天竺，被当地僧人尊称为“大乘天”。

玄奘的一座雕刻, 在西安大雁塔643年，他启程回国，并将当地的约657部佛经带回中土。646年回到长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接待。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慈恩寺塔 (故称)，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1962年寺内建立了玄奘纪念馆。故大雁塔成为了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译经的纪念建筑物。 回到中土后，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这一部份。这些佛经之后再传往韩国和日本。

玄奘因着自己的见解以及翻译与注解经文的努力而创始了法相宗。虽然这一宗派没有持续很久，但是他的许多学说却深深的影响了其他较为成功的宗派。

由玄奘法师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游记。因为印度历史纪录的缺乏，这本珍贵的游记也是研究印度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

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在北宋文坛上，与茶叶结缘的人不可悉数，但是没有一位能像苏轼那样于品茶、烹茶、种茶均在行，对茶史、茶功颇有研究，又创作出众多的咏茶诗词的。
苏轼十分嗜茶。茶，助诗思，战睡魔，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太守。这年春旱，入夏得喜雨，苏轼去城东20里的石潭谢神降雨，作为《浣溪沙》五首纪行。词云：“酒困路长睢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记述了他讨茶解渴的情景。他夜晚办事要喝茶：“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次韵僧潜见赠》）；创作诗文要喝茶：“皓色生瓯面，堪称雪见羞；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赠包静安先生茶二首》）；睡前睡起也要喝茶：“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越州张中舍寿乐堂》）。更有一首《水调歌头》，记咏了采茶、制茶、点茶、品茶，绘声绘色，情趣盎然。词云：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 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 结就紫云堆。 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 兔毫盏里，霎时滋

‘肆’ 中国最早的股票是什么时间发行的

1920年7月1日。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采用股份公司形式，交易标的分为有价证券、棉花等7类。这就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股票。

中国股票发行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间还隔有汪伪政府），新中国人民政府。使用购买股票的币种有银两、银元、法币、中储券、关金券、金元券、人民币。

如今，收藏界把这百余年发行的股票进行分组：分为清代、民国、解放区、新中国、新时期、上市公司股票再加股票认购证。

2014-12-05讯：两市巨幅震荡，上证指数收报2937.65点，上涨38.19点，涨幅1.32%;深成指收报10067.28点，上涨37.45点，涨幅0.37%;中小板指数收报5697.71点。

下跌115.38点，跌幅1.98%;创业板指数收报1581.91点，下跌39.94点，跌幅2.46%。两市合计成交10740亿，与上一个交易日放大二成多。

(4)历史学家余登折说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支股票扩展阅读：

现场开户流程：

办理上海、深圳证券账户卡

投资者可以通过所在地的证券营业部或证券登记机构办理，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证券营业部开户

（1）所需证件：投资者提供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深、沪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2）填写开户资料并与证券营业部签订《证券买卖委托合同》(或《证券委托交易协议书》)，同时签订有关沪市的《指定交易协议书》；

（3）证券营业部为投资者开设资金账户；

（4）需开通证券营业部银证转账业务功能的投资者，注意查阅证券营业部有关此类业务功能的使用说明。

银证通开户

（1）银行网点办理开户手续：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同名储蓄存折(如无，可当场开立)及深沪股东代码卡到已开通“银证通”业务的银行网点办理开户手续；

（2）填写表格：填写《证券委托交易协议书》和《银券委托协议书》；

（3）设置密码：表格经过校验无误后，当场输入交易密码，并领取协议书客户联，即可查询和委托交易。

‘伍’ 初中历史教师请进

历史复习资料（1——24课）
第1课： 生活在距今约170万的元谋人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人类，因发现于云南元谋而得名。距今约70万年——20万年，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原始人类被称为“北京人”；北京人还保留着猿的一些体质特征，但他们已经能直立行走，上肢基本上具备了现代人的特点，随着四肢的分化和手的发展，脑也在缓慢地进化，这些变化说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人会制造和使用石器；北京人已经使用天然火，他们从自然界取来火种，用火烧烤、照明和御寒，还用火驱赶野兽，火的使用，提高了原始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促进了体质的发展和脑的进化；北京人过着群居生活。原始人类遗址分布的特点是主要分布在大江、大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地区。
第2课：距今约6000多年的半坡聚落位于陕西西安半坡村，是黄河流域的代表性氏族聚落；半坡居民已经种植粟、白菜或芥菜等农作物，我国是最早种植粟的国家之一，他们饲养猪、狗等家畜，他们还经常去打猎、捕鱼，以补充食物；半坡居民普遍使用磨制石器。陶器是那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已经出现了绘有花纹的彩陶。
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聚落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是长江流域氏族聚落的代表；他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还使用动物骨骼制作工具；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住在适合湿热地区的干栏式建筑里。
第3课：古史传说中，炎帝和黄帝是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距今约4000多年前，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蚩尤为首的部落。后来，为争夺中原地区，他们又在“阪泉之野”展开大战。战争后两个部落走向联合，占据了中原地区并不断繁衍，形成了后来华夏族的主体。炎帝和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之后尧、舜、禹先后成为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黄帝之后，人们不再通过频繁的战争来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而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推举继承人，这种通过推举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办法，后人称之为“禅让”。禹是传说时代的治水英雄，他吸取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采用筑堤和疏通河道相结合的方法，把汹涌的洪水引向大海。
第5课：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定都阳城。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父位，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桀，奢侈残暴，引起人民强烈不满，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首领汤，联合周边各部落打败了桀，建立了商朝，建都在亳；商朝前期屡次迁都，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因此后代又把商朝称为殷。
商朝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激化了社会矛盾，公元前1046年，渭河流域的周族首领周武王在牧野击败商朝，定都镐京，史称西周，西周时全国土地归周王所有各级贵族和平民从周王那里分到的土地，只有使用权，不能转让和买卖。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历史上称为东周。
第6课：分封制的原因：周王为了巩固对周边地区的统治。分封制的主要内容是周王把某地的土地和臣民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称为“授民授疆土”，分封他们为诸侯，由诸侯管理当地事物，受封的诸侯必须服从周王的命令，治理诸侯国，保卫周王，要承担拱卫王室、朝觐、纳贡、服役等各种义务。分封制的作用是巩固了西周国家的的统治。
在夏商西周社会以血缘亲疏关系分为尊卑等级，平民和奴隶是被统治阶级，周王和诸侯、卿大夫、士是统治阶级。夏商西周统治人民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军队、刑法的暴力镇压和思想上的礼仪教化等双重手段统治人民。
第7课：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先后称霸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五个霸主，史称“春秋五霸”。最先称霸的是齐桓公，他称霸的原因一是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生产；二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会盟，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正式成为中原霸主。问鼎中原的霸主是楚庄王。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与原有的齐、楚、燕、秦并称“战国七雄”。合纵就是东方六国联合抗秦，这种联合从地理位置上说是从南到北的纵向联合，所以叫做“合纵”；连横就是劝说一国帮助秦国进攻其他各国，这种结合是西边的秦国与东方各国之间横的联合，所以叫做“连横”。当时的纵横家主要有魏国的公孙衍，秦国的张仪。六国合纵抗秦的谋略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1）秦国用贿赂、威胁的手法破坏合纵，各个击破；（2）秦国采取“连横”的策略破了“合纵”；（3）五国间“朝秦暮楚”，立场不坚定。
第8课：西周时使用木制、石制工具进行农业生产，人们只能集体耕作，即所谓“千耦其耘”。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于是出现“公作则迟”“分地则速”的现象，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主要内容是：编制户口，加强刑罚；奖励生产；奖励军功；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作用是：经过变法，秦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为以后兼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9课：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甲骨文是商朝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一种象形文字；甲骨文出土在殷墟（河南安阳），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甲骨文的意义：一是对研究商朝的历史有重要价值；二是甲骨文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与今天的汉字有着渊源关系。
商朝的青铜铸造业高度发展。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最着名的青铜器是司母戊鼎，特点是：形制雄伟，气势宏大，文饰华丽，庄严凝重，工艺高超。司母戊鼎的意义：（1）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2）折射出当时强盛的国力。
第10课：孔子是春秋末年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是“仁”和“礼”两部分。提出为政以德，以“德”教化人民，以“礼”治国；伟大的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教育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仁不让于师”。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的言论整理成《论语》一书。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不同思想派别的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不同学派称为“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孟子）、墨家（墨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儒家主张教化百姓，以“礼”治国；法家强调用“刑罚”加强统治；道家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提出“无为而治”。他们相互辩驳，又相互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第11课：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岷江流域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意义：两千多年前的都江堰，代表了我国当时水利工程的先进水平，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铜钟是周朝贵族在祭祀、宴会等活动中使用的乐器。几件形状相同，大小不一的铜钟组合为一套，称为编钟。
第13课：秦统一六国的原因：（1）各国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统一成为大势所趋；（2）商鞅变法后，秦的实力最强；（3）长平之战后，六国再也无力抵御秦国的攻势。秦统一的过程：公元前230——公元前221年，秦国先后灭掉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定都咸阳，秦王赢政自称始皇帝。秦统一六国的意义：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国长期割据争战的局面，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意义：陈胜、吴广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它沉重打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
第14课：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措施：1、废分封，立郡县。（1）确立至高无上的皇帝制；（2）在中央设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3）在地方，废除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分封制，建立由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行政机构，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称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各级官员都由朝廷直接任免。2、车同轨，书同文。（1）统一车辆形制（规定所有车辆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2）统一文字（以小篆作为标准文字）；（3）统一货币（以秦国货币圆形方孔钱为标准）；（4）统一度、量、衡制度。3、御匈奴，修长城。秦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全长一万里。4、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统治。
秦朝中央集权的作用和影响：秦朝统治者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代替了过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分封制，国家直接管理人民，征收赋税，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这一政治体制为以后历代加以沿袭和发展，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不同：分封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官职是世袭的；而郡县制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其官吏是由皇帝直接任免的。
第15课：公元前202年，刘邦（汉高祖）称帝，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为西汉。汉武帝推进大一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纳董仲舒建议，把儒家学说定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此，儒家学说被确立专制王朝的正统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2）削弱封国势力。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了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封地分给其他子弟，皇帝封这些子弟为侯，新封的侯国归中央直接统辖的郡管理；（3）强化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司隶校尉，监督和检举京师百官以及皇族的不法行为，在地方派刺史，负责监督地方官员。“推恩令”的巧妙之处是：汉武帝不费一兵，不费寸土，就削弱了诸侯封国的势力，使之无力与中央对抗，而且得到封地的诸侯子弟，对此不仅没有反抗，还对皇帝感恩戴德。
第16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为了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1）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2）加强了汉朝和西域各国的联系，此后，汉朝和西域诸国互派使节，互通商旅；（3）奠定了我国对西域（今新疆地区）管辖和开发的基础，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新疆地区开始正式归属中央政权。
丝绸之路：当时贯穿东西的交通线，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中国精美的丝绸是这条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因此，这条横穿欧亚的路上通道就有了“丝绸之路”的美称。“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经济文化生活（中国的丝织品及冶铁、凿井、造纸等技术相继西传，西方的毛皮、汗血马、瓜果以及佛教、魔术、音乐、舞蹈、雕塑等也纷纷东来）；（2）“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第17课：造纸术是西汉劳动人民从“积飘絮成絮片”中得到启示而发明的；东汉时期，蔡伦在总结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做造纸原料，扩大了原料来源，降低了造纸的成本，同时提高了纸的产量和质量。蔡伦被封为龙亭侯，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将他改进的纸称为“蔡侯纸”；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造纸术从公元4世纪到19世纪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阿拉伯国家、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州等世界各地。
张仲景是东汉时期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着有《伤寒杂病论》一书，他在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后世尊称他为“医圣”。华佗是东汉末年的着名医生。华佗擅长针灸和外科手术，他研制成全身麻醉药剂“麻沸散”，华佗医术高明，具有救死扶伤精神，被人们誉为“神医”。 《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时期，它总结了周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以计算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第18课：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时期建立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内容：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只有忍耐眼前的一切痛苦，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在来世得到幸福。影响：佛教的传播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道教是东汉后期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内容：道教是神仙方术和道家思想相结合而产生的，道教宣扬通过修身养性和炼丹服药，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思想特点：道教的主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重现世的特点。东汉以后，思想领域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儒、佛、道三家并立互补的局面。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叙事简洁，文笔生动，成为后世编写史书的典范；秦始皇兵马俑是我国秦汉时期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第20课：曹操统一北方的措施（原因）（1）挟天子以令诸侯；（2）招贤纳士；（3）实行屯田，奖励农耕。官渡之战，200年曹操打败袁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结果: 曹操率军北渡黄河，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赤壁之战发生在208年，曹操与孙权、刘备联军决战；目的：曹操准备统一全国；结果：曹操大败，赤壁之战后,曹操无力南下。三国的建立：220年，曹丕自称皇帝，国号魏，定都洛阳；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222年，孙权称王，国号吴，定都建业。
第21课：人口南迁原因：东汉末年，北方社会动荡不安，南方比较安定，为了躲避战乱，北方人口开始南迁；西晋后期，匈奴等族乘汉族统治集团内乱之机起兵，西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推进。北方移民南下后，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移民到达岭南一带。人口南迁影响：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不但为南方补充了大量的劳动人手，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经验，使本来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江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1）农业在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五岭以南则种双季稻；（2）手工业上纺织业织锦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迅速发展起来；冶铸中发明了灌钢法；青瓷烧制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3）城市有很大发展，建康城人口达到百万。
第22课：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措施：（1）迁都洛阳；（2）实行汉化政策。改穿汉服、学说汉话、采用汉姓、同汉族通婚。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1）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逐渐与汉族趋同。（2）使中原文化得到发展，胡食、胡服、胡床和胡乐、胡歌、胡舞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
第23课：祖冲之是南朝宋、齐之际着名科学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后第七位的人，比欧洲人早了约1000年；贾思勰是北魏和东魏时期我国古代着名的农学家，他写成的《齐民要术》一书是对我国北方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总结，《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学着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优秀着作；郦道元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写成《水经注》一书，书中生动详细地记录了1250多条大河流的走向，《水经注》既是一部优秀的地理学着作，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第24课：王羲之是东晋人，称“书圣”原因：（1）王羲之在学习前人书法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2）他对书法各体都很擅长（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点：他的字端庄清新、绚丽华贵，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美称。代表作品：《兰亭序》。顾恺之代表了东晋时期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顾恺之的代表作品是《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顾恺之的绘画特点：注重点睛传神和表现人物的特征。
石窟艺术综合了雕塑和绘画的特点，体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高的艺术成就； 石窟艺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勤劳与智慧；石窟艺术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北魏的石窟艺术是中国传统的雕塑艺术与传入的佛教艺术融和的结晶； 我国着名的石窟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陆’ 初中历史总复习提纲

历史复习提纲（一）
一、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1.我国最早的人类：
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是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会制造工具并知道用火
2.北京人
北京人距今约七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他们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使用天然火还会保存火种，并过着群
居生活
3.山顶洞人距今约三万年，他们已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会人工取火，他们生活的集体，是由血缘关
系结合起来的氏族
4.（1）会不会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2）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
（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
（5）我国是世界上很早种植蔬菜的国家
二、原始的农耕生活
河姆渡人距今约七千年，生活在长江流域
（1）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水田农业 （2）使用磨制石器，耒耜翻地耕 （3）建筑干栏式房屋，定居生活
（4）挖掘水井，饮水方便，制作陶器 （5）饲养家禽 （6）制简单的玉器和原始乐器
半坡原始居民距今约五六千年，生活在黄河流域
（1）以粟种植为主的半田农业 （2）制作石器，骨箭头 （3）住半地穴式房子，定居生活
（4）饲养猪狗 （5)纺织、制彩陶 （6）食物种类丰富：粟（主）、鱼、肉、蔬菜（副）
大汶口原始居民距今约四五千年，生活在山东大汶口
（1）私有财产出现、贫富分化 （2）农耕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农具发达
（3）原始手工业有了很大的进步 （4）陶器有黑、白陶，质量好
三、华夏之祖
1.炎黄战蚩尤—涿鹿之战：
炎帝黄帝部落结合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
2.黄帝—“人文初祖”：
（1）黄帝的贡献：①黄帝建造宫殿，制作衣裳，还教人们挖井，发明舟车，为后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
基础 ②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
3.尧、舜、禹的“禅让制”：
（1）“禅让制”：相传，尧年老时，征求各部落首领的意见，推举尧做他的继承人。舜年老后，采取
同样的办法把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办法，历史上叫做“禅让”
（2）禅让制的实质：禅让制的实质是原始社会后期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方法
（3）原始社会解体：生产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私有财产出现→贫富分化出现→氏族贵族→早期奴隶 ↓
主战俘、犯罪欠债的平民→早期奴隶
四、夏、商、西周的兴亡
1.夏朝的兴衰：
（1）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定都阳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奴隶社会开始了
（2）禹死后，启即父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3）夏朝的标志，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的产生
（4）夏朝的国家机构，是奴隶阶级压迫平民和奴隶的工具
（5）公元前1600年，夏朝灭亡，桀是最后的国王
2.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
（1）约公元前1600年，汤战胜桀，夏朝灭亡，商朝建立
（2）经几次迁都，最后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后人又称商朝为殷朝
（3）公元前1046年，，纣是最后一个国王，周朝武王与商朝在牧野大战，商朝结束
（4）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镐，又称镐京，历史上叫做西周
3.西周的分封制
（1）分封制：为了巩固统治，西周实行分封制。（目的）周天子把土地和平民、奴隶，分给亲属、
功臣等，封他们为诸侯。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缴纳贡品，平时镇守疆土，战时带兵
随从天子作战。（内容）西周通过分封诸侯，开发了边远地区，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2）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
（3）西周等级示意图：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
五、灿烂的青铜文化
1.青铜器的高超工艺：
（1）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着名青铜器有巨大的司母戊鼎和造型奇特的四羊方尊
（2）与商周同期我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也盛行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
（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2.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1）夏、商、西周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上已知道选种、施肥和治虫害
（2）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形成了我国夏、商、西周灿烂的青铜文明
3.奴隶的悲惨生活：
（1）没有人生自由，被随意买卖转让（2）人牲（3）人殉
六、春秋战国的纷争
1.春秋争霸
（1）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史称“东周”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奴隶社会
{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王—封建社会
（2）春秋争霸的目的：迫使各国承认他的首领地位，成为霸主
着名霸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 前提：王室衰微
（3）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的原因：{实力：发展生产、训练军队、整顿内政
威望：尊王攘夷、战争
（4）公元7世纪后期，晋楚双方在城濮大战，晋军大败楚军。从此，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
争霸影响：①给社会带来种种灾难 ②小国被消灭了，出现了疆域较大的国家
2.战国七雄
（1）战国七雄目的：兼并和统一
（2）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东南西北到中间）
（3）着名战役：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
七、大革命的时代
1.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1）农具演变过程：石器→骨头→青铜→铁
（2）我国至迟在春秋末年已使用牛耕，战国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牛耕是我国农具发展历史上的一
次革命
（3）铁农具的作用：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显着提高
2.着名的都江堰：
设计建造者—李冰 地点—岷江 意义—消除水患、灌溉农田、天府之国
3.商鞅变法：
时间—公元前356年
内容—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变法。法令规定：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
卖。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
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意义：经过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制度，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
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4.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我国封建社会形成了
奴隶主→地主 奴隶→农民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八、中华文化的勃兴
1.文字的演变：
（1）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2）商周：甲骨文→金文（铭文） 西周晚期：大篆
2.天文、历法和医学的成就：
（1）商朝甲骨文里有许多日食、月食的记载
（2）历法：起源于夏朝，完善于商朝 24节气测定于战国
（3）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扁鹊总结出望、闻、问、切
3.屈原和“钟鼓之乐”：
战国末期楚国的屈原—《离骚》 春秋战国盛行“钟鼓之乐”
九、中华文化的勃兴
1.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春秋战国晚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着有《论语》）：
（1）思想;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仁”的学说
（2）教育：①创办私塾 ②因材施教 ③学习态度要老老实实 ④温故而知新
2.思想家老子：
春秋晚期的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着有《道德经》）：
思想：一切事物都有对立两面，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转换
3.百家争鸣：
（1）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
(2)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
(3)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
(4)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末期的韩非
(5)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着有《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书）“知己知
彼，百战百胜”
学派 代表人物 思想主张
墨家 墨子 他主张“兼爱”，“非攻”
儒家 孟子 孟子要求统治者用仁政治国，轻徭薄赋，主张不要过分捕捞
道家 庄子 “无为而治”
法家 韩非 他主张改革，反对空谈仁义，提倡法治，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家
兵家 孙武 他反对空谈仁义
十、“秦王扫六合”
1.秦统一六国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咸阳
2.巩固统治的措施：
（1）政治：创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2）变化：①统一圆形方孔铜钱 ②统一度量衡 ③统一文字（小篆）（隶书）
文字变化顺序：甲骨文→铭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3）思想：焚书坑儒—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王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政府外，
民间只准留下有关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其他书都要烧掉；以后再有谈论儒家诗书的都要判
处死刑。他又把暗中批评他的一批儒生，在咸阳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3.北筑长城和开发南疆：
（1）秦始王派蒙恬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独创性
的象征
（2）秦始王派兵统一东南、岭南等地区，兴修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为中原与岭南地区
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3）秦朝疆域广大，东至东海，西到陇西，北至长城一带，南达南海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人民的封建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
十一、“伐无道，诛暴秦”
1.秦的暴政：（1）繁重的徭役 （2）赋税沉重 （3）刑法残酷秦二世更残忍的统治
2.陈胜吴广起义：（1）时间：公元前209年 （2）意义：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农民起义。他们的革命首领精神，鼓舞了后世千百万劳动人民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
3.项羽、刘邦起义：公元前207年，项羽以少胜多，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巨鹿之战）—（以少胜多）
公元前207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为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十二、大一统的汉朝
1.文景之治：轻徭薄赋、发展农业
2. 汉武帝的大一统：
（1）措施：①政治：削弱诸侯国势力，封国越分越小 ②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太学（太
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以儒家的五经为主要材料，不学习其他各家的学说）
（2）意义：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
3.东汉的统治：
（1）西汉的灭亡：公元9年
（2）东汉的建立：公元25年 刘秀/光武帝 定都洛阳
（3）光武帝末年，社会安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史称这个时期的统治为“光武中兴”
十三、两汉经济的发展
1.治理黄河和农业的进步：
（1）水利：汉武帝治理黄河 、汉明帝时王景的治理黄河
（2）农具：耕犁的进步、耧车的出现
（3）农作物：小麦、水稻、桑麻
2.丝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
（1）丝织业：提花机 （2）冶铁：东汉的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排 （3）铁制兵器取代青铜兵器
3.加强集权的经济措施和商业的繁荣：
（1）经济：汉武帝时将地方的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
（2）商业：西汉的都城长安和东汉的都城洛阳被称东西二京
城里有专门的商业区，叫做“市”
十四、匈奴的兴起及与汉朝的和战
1.冒顿统一蒙古草原：秦汉之际，匈奴的杰出首领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2.卫青、霍去病破匈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精骑出击匈奴
3.昭君出塞：公元前1世纪中期，汉元帝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和昭君为匈奴的友好相
处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4.东汉明帝派窦固、窦宪率兵反击匈奴
十五、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1.张骞通西域：
（1）西域：两汉时期，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
（2）张骞通西域：①公元前138年 ②公元前119年
（3）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
2.丝绸之路：
（1）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到，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丝绸之路
（2）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3.班超经营西域：
（1）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
（2）班超在西域时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公元166年，大秦出使汉朝，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
直接交往
十六、昌盛的秦汉文化
1.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
（1）西汉早期用麻做的纸，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
（2）东汉时候，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后人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2.《九章算术》和地动仪：
（1）东汉时期的《九章算术》，是一部数学名着。
（2）东汉前期，科学家张衡制造了一种仪器，能测定地震方向，叫做地动仪。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
的地震仪器
3.华佗和张仲景：
汉代最着名的医学家是华佗和张仲景：
（1）华佗制成了使全身麻醉的“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还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
兽编了“五禽戏”
（2）东汉末年，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后世称他为“
医圣”
十七、昌盛的秦汉文化
1.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
（1）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
（2）东汉时，汉明帝派人到西域求佛取经，后在洛阳修建白马寺，它是我国最早的佛教寺院。
（3）东汉时期，道教在民间兴起，创始人之一叫张陵。他尊老子为教主，称他为“太上老君”
2.王充和《论衡》：
秦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写了《论衡》一书，批判迷信鬼神
3.司马迁和《史记》：
（1）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
（2）《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肯定了陈胜、
吴广反抗暴秦的首创精神，指斥了暴君、酷吏的罪恶，大胆地评论了汉武帝的功过，成为后世纪传
体史书的典范。这部书文笔简洁，语言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着作
4.轰动世界的秦兵马俑：
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水平很高，它的杰出代表是轰动世界的秦始王兵马俑
十八、三国鼎立
1.官渡大战：(以少胜多）
200年，袁绍率十万大军，进攻曹军，主力直逼曹军所在地官渡，它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2.赤壁之战：(以少胜多）
时间—208年 作战双方：曹操、刘孙联军 形成了曹、孙、刘三分天下形势
3.三国鼎立的形成：
国名 建立年代 建立者 定都地点
魏 220年 曹丕（称帝） 洛阳
蜀（汉） 221年 刘备（称帝） 成都
吴 222年 孙权（称王） 建业
十九、江南地区的开发
1.西晋的兴亡和内迁的各族：
（1）266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篡夺了皇位，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316年灭亡）
（2）280年，三国灭亡(三国共存61年）
（3）第二代皇帝晋惠帝智力低下，无力治理国家，发生“八王之乱”
（4）从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西晋初年，人数达
几百万，316年，内迁匈奴人的一支武装灭亡了西晋
2.淝水之战：(以少胜多）
（1）西晋灭亡的第二年（317年），皇族司马睿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历史上称为“东晋”
（2）4世纪后期，氐族人建立前秦政权
（3）383年，王苻坚征集了八十多万兵力，打算一举灭亡东晋，与东晋8万人隔淝水对峙，晋军赢了，
统一了北方
（4）420年，大将刘裕自立为帝，国号“宋”，此后，南方经历了四个王朝，总称为“南朝”—宋、
齐、梁、陈
3.江南地区的开发：
（1）条件：①江南地区雨量充沛，气候较热，土地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 ②南迁的人给江
南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生活方式 ③江南地区的战争相对较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
（2）意义：江南地区的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
二十、北方民族大融合
1.北方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4世纪后期，我国东北地区鲜卑族的一支强大起来，建立北魏，定都平城，439年统一北方
2.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原因：平城气候干旱，出产的粮食不能满足都城众多人口的需要，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北魏对中原广
大地区的统治，也不利于鲜卑政权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
3.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1）历史背景：黄河流域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2）主要措施：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将鲜卑族的姓
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拔改为姓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采用汉族地官制、律令；
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等
（3）历史作用：这些措施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
（4）后北魏分裂：北齐、北周、东魏、西魏，合成北朝
二十一、承上启下的魏晋 南北朝文化（一）
1.祖冲之和圆周率：
（1）南朝的祖冲之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利用“割圆术”，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
周率的数值计算到小数点后的第7位，这项成果领先世界近一千年
（2）祖冲之写了一部数学着作《缀术》
2.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1）北朝的贾思勰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农学家，着有《齐民要术》
（2）《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家科学着作，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郦道元和《水经注》：
北魏的郦道元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写的《水经注》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学专着，全书以注
录水道系统为纲，详细地介绍了江河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镇、地形物产、风土人情、历史古迹等
二十二、承上启下的魏晋 南北朝文化（二）
1.大放光彩的书画艺术：
（1）东晋的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后被称“书圣”
（2）东晋的顾恺之是着名的画家，代表作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
（3）人称顾恺之有“三绝”，及才绝、画绝、和痴绝
2.佛教的盛行和《神灭论》：
南朝的思想家范缜，他撰写的《神灭论》，它记录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欺骗人民的事实，系统的阐述
了无神论思想
3.辉煌的石窟艺术：
北朝两大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柒’ 中国证券市场的百年史

中国证券市场从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证券市场，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湾证券市场，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股票是洋人发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在中国兴办工商企业并开始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设立股份银行的是英国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设立总行，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的经纪人。
与此同时，在清朝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也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股票。1872年李鸿章、盛宣怀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股票。1882年上海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华商组织了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外商组织了“股票掮客公会”，这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的专门从事股股票交易的机构。1891年洋商开办上海股份公所。1902年清政府建立了上海众业公所。1908年发生了我国历史上股票交易的第一次严重的投机倒把事件。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橡皮股票公司，宣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一些外商银行也与之勾结，开办以该股票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引起许多人争相购买橡皮股票，一些中国钱庄认为有利可图，也参与了收购橡皮股票哄抬股价的活动。1910年橡皮公司的外国人售出全部股票后携款外逃，外国银行宣布停止收购橡皮股票，并索要以前的抵押款。这时股东才知上当，相续倒闭的中国银庄有几十家，给当时的金融界和股市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发行，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条例，证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规。当时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设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今九江路)。最初有会员12家，后增至15家，会员缴纳12两白银作为公会资本，每月还要交会费2两。交易品种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等。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交易时间为上午9——11时，手续费按1%—5%收取。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现代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1920年孙中山先生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集资500万元，于同年7月1日开业，经营品种除证券之外还有金银、皮毛、花纱布、粮油等等。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所交易法》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300万元，经纪人有55名，主要经营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这两个交易所业务兴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就赚了100多万，引起了各方面投资者的注意，各种证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当时的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200多万元，分为10万多股，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筹资，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均，沪方代表由孙棣三担任，监督人为天津一位巨绅。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业，先是买卖公债，然后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兴盛一时。
1921年秋，风云突变，当时上海先后兴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发行股票成立了信托公司，因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而倒闭，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有近百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倒闭，只剩下包括上海货商交易所在内的十几家。天津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价暴跌、交易所倒闭之风的影响，于1922年停止了营业。后来人们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潮称为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暴跌。
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股市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大起大落的投机风潮。当时京津沪相续被日军占领，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伪币大量出笼，物价急剧上升，工商业萎迷不振，各路资金都涌向股市，证券交易所活跃起来，上海的交易所由不到10家增加到80家，天津的证券贸易行最多时达到150家。同时黑市风气盛行，津沪两地无照经营的达200多家。地方政府先是禁止股票交易，后来又改变策略，想利用证券交易吸引社会游资。1943年9月上海货商证券交易所复业，经纪人由原来的50 人增加到150人，申请上市的股票150种，但开业后并不理想。1944年底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定天津银行业公会组织华北证券交易所，强行规定天津银行出资 1000万元，北京银行出资500万，青岛、济南银行各出资250万，于1945年1月成立华北证券交易所。但是当时伪币贬值，时局动荡，各方面都不积极，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开业。
1945年国民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开放犹豫不决，争论不休，各派人士意见不一致，
但是当时黑市的证券交易和转让仍在进行，社会游资没有正当出路，1946年上海又开始筹备交易所，由原来的华商股票交易所的老股东认购6/10股份，其余4/10由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信托、邮政储蓄等单位承担，定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1946年9月开业，当时有经纪人250多。开业不久市场疲软，经纪人陆续申请退出，股票交易清淡，形成中国股市的第三次暴跌。1946年3月华北证券交易所改为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增加资本10亿元，几经周折于1948年开始营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货币贬值，天津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
1949年以前中国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个证券市场。香港是开业最早的证券市场，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个证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个交易所停止活动。1947年两个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实际上，香港从1866年开始股票买卖到1947年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一阶段，市场规模很小。30年代在上海银行操纵下股票经纪业务才有所扩展，旧中国的金融中心在上海，因而有“大上海”、“小香港”之称。1949年内地（特别是上海、广东）的企业人士移香港，带来较多的资金，才使香港证券市场有了暂短的起色。香港市场的发展是在1960年以后。 1949年6月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稳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接收和清理了原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该所于1949年6月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两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对融通社会资金，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以后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减少。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有价证券是国家发行的公债，但只能还本会息不能买卖和转让。80年代中国大陆又兴起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证券市场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内地资金的转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市场狭小，银行信贷是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营业额410万美元（约3200万港元），1967年8月31日恒生指数曾降至58.61点，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经济增长，使证券市场成为地方实业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平均月营业额2720万美元（约2.12亿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开张。1971年9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开业，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拥有四个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发展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港英当局和中外财团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香港四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种，当年上市的就有98种，成交额达到43.397亿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额达到482.17亿港元，比1968年增长了53倍，总市值达到了1734.5亿港元。在这期间香港股市也经历了1973年和1982年的两次暴跌。
70年代香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使证券交易所挤满了家庭妇女、保姆和小贩，每周都有新上市的股票，由于忽略了证券交易的基本法则，一些股票在市盈率100倍以上的价格上交易，使恒生指数从1970年的211.9点暴涨到1973年3月的1775点，交易所对风险毫无准备，终于发生了暴跌，到 1974年12月恒生指数跌到了150点。从1972年起香港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规范化措施，并在1974 年提出四个交易所合并的设想，1977年形成统一的证券交易所取代原来的四个交易所的工作有显着的进展，建立了由证监会牵头并由四个交易所代表组成的工作班子。1980年7月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册。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以后，通过发行所谓“爱国债券”促进证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证券市场是从1953年开始的。台湾当局为了把地主的土地转换给农民，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以七成稻谷实物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四大公司)换取地主的土地。当时地主所得的债券和股票，连同台湾当局发行的爱国公债共22亿新台币，地主对其所拥有的股票不感兴趣而大量开价出售，场外交易的商行应运而生，最繁荣时达到二三百家。为了加强管理，台湾当局1954年颁布了《证券商管理办法》。1960年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成立并开始筹备证券交易所，1962年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1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上市股票25种，面值54.9亿新台币，总市值为68.4亿。1967 年编制了台湾证券交易所加权指数，1968年加权指数为111.75点，1973年由于纺织品出口激增，证券市场活跃，指数曾达到514.85。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又导致指数暴跌至188.74点，以后四年的指数一直在200—300点徘徊，1978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指数上升到688.52点， 1979年至1982年指数在400—500点区域内波动。台湾股市的狭小是因为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传统家族式经营，不愿意发行股票便股权分散，从而使原有股东的利益受损。股市的交易制度不健全，投机性强，良好的公司也不敢贸然从股市上融资。 1981年10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选举了第一批成员，经过三年，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1986年4月2日联交所正式开业，并亨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使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当时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证券330种，其中260种是普通股票，21种是认购权证，7种是公司债券，1种是政府债券，36种是单位信托，5 种是优先股。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1990 年重新恢复到3500点。90年代香港股市虽然也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但搞风险能力较强，1992年恒生指数曾达到12000点，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只股票，其中包括综合企业、航运货仓、酒店饮食、金融投资、地产建筑、零售传播、电子玩具、工业和公用事业九类，此外还有基金16只，认股权证36 只，中国H股22只，共624只。
台湾股市80年代初的加权指数在400至500点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点，此后几乎是翻倍的的增长，1987年达到4673 点，1988年8789点，1989年10773点，1990年12495点，终于暴发了一次暴跌，从90年2月的12682点跌到10月份的2485 点，跌幅达80%，到年底又回复到4530点，当时的355家证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损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境内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湾四个证券市场。
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有100多家。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动报价系统(STAQ)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启动阶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主要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万国、振兴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8股。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三种，87至91年国库券四种，工行债券六种，交行债券一种，中行债券两种，建行债券一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十四种。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 个，深圳与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继开放股价，同时在两个交易所进行规范化的场内交易，两地综合指数分别达到1429点和312点，到11月又分别回落到 386点和164点。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只，B股9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只，B股9只。1993年2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又上升到1558点和369点，同时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只，B股22只，国库券5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只，B股19 只。1994年7月29日沪深股市在扩容的压力下分别降到325点和94点，从8月份管理层提出暂停发行新股等三项政策，两市指数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点和210点。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只，B股32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5种，期货10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只，B 股18只，基金8只，国债期货15种。1995年初由于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深沪股市分别降到524点和122点，5月18日国务院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处罚违规的券商，3天之内沪深股市指数上升到927点和175点(成份指数1473点)，到95年底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达到460个，全年累计成交额64097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只，B股35只，基金12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7种。1996年初沪深股市指数在522点和104点徘徊，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和 97年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两市指数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别达到1258点(30指数3064点)和476 点(成份指数4522点)。96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证券达到667个，全年成交额41610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只，B股42只，基金15 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只，B股43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9种。1997年5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分别达到1510点(30指数4286点)和520点(成份指数6130点)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只，B股48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只，B股51只。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股份制进行企业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筹资和融资功能。

‘捌’ 请简要论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

一、传统史学对史学社会教育功能的误解与认识缺漏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忽略了历史学的最基本功能之一即社会教育功能，由此而导致了今日国民对国情和自我认识的严重不足与失误。我们甚至于连历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具体包括哪些内容都人言人殊、模糊不清，以致在整个市场经济中，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历史学教育都被整体忽略了。由此而大大阻碍了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失误。每当言及现在国民对历史的熟悉程度和社会上泛滥成灾的历史戏说剧，笔者总是忧心不已，感慨良多。
社会教育功能是史学的两大传统功能之一(另一为借鉴功能)，古人称之为“教化”功能。对于它的重要性，古往今来的中外史学家都曾有过不少的论述，像中国南宋郑樵、近代梁启超、章太炎，古希腊波里比阿、德国的黑格尔等都曾阐述过。不过，总的来说，传统历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仅仅局限于伦理道德和爱国主义两方面，而且都是点到即止，没有专门系统的阐述。即使是在现代历史学中，有关着述也基本上集中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偶尔也有论述人生观、伦理观教育的。应当承认，用历史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然而，仅仅把历史教育局限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则是对历史教育的一种误解。即使是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的历史教育也存在着极大的缺漏和偏差，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与论述也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阐述。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在新时期里历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二、对市场经济下史学社会教育功能的诠释

在笔者看来，历史有血有肉，它既形象具体又生动有趣，它那实实在在的人和事，既能感人又能教化人，是进行社会教育独一无二的绝好材料。用历史，特别是用祖国的历史进行社会教育，不仅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而且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除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伦理道德教育外，它更包括了民族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与社会团结、国情、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的教育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到来，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第一，在民族自豪感教育方面，祖国辉煌的历史是进行民族自豪感教育、扬起奋发向上精神的根本所在。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仅此一点，就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我国历代名人辈出，成就非凡，贡献卓着。孔子是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以孔子的《论语》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正日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都已被译成了数十种文本，影响遍及全世界。至于文化宝典和古迹遗存以及古代科技发明，那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与法比肩的。举世无双者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湖北擂鼓墩的战国曾侯乙墓编钟、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万里长城、浑天仪、水运仪像台、四大发明、圆周率、大衍求一术、《四库全书》《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凡此等等，不胜枚举。诚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的历史是进行民族自豪感教育、帮助国民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最生动具体和最具说服力的材料。用中华文明史进行民族自豪感教育，可以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知道我们祖辈先贤的光辉成就，从中领悟到尧舜亦人、催人奋进的自豪与感慨。中国搞建设求发展，目的是提高综合国力，扬我国家之威名，树我民族之雄风，这就需要利用中国的历史从根本上树立起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在这一方面我们作了不少努力，但优秀的普及性读物如凤毛麟角，学者们更愿意从理论上而不是从历史事实上来阐述这个问题。
第二，在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气节教育方面。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突出表现之一。对于历史学的这一传统功能，论者颇多，这里只做简单阐述。
在所有学科中，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像历史学一样容纳了那么多真实生动、感人肺腑的人物和事件。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为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奋斗、英勇捐躯的历史；一部中国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历史。锥刺股的苏秦、头悬梁的孙敬、凿壁偷光的匡衡、囊萤照书的车胤、映雪而读的孙康等这些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历史人物是我们效仿的榜样自不待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用自己的热血谱写出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壮烈爱国诗篇!战国的屈原、南宋的岳飞和文天祥、明末的袁崇焕和史可法等，及至近代，外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强占我山河、屠杀中华儿女、盗劫我珍贵文物、践踏我文化遗产和古迹……值此国难当头之际，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与光大，有多少中国人用言行表明了自己的爱国之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虎门硝烟的林则徐、三元里英勇抗敌的人民群众、镇南关挺身陷阵的冯子材、黄海海战中英勇捐躯的丁汝昌和邓世昌、抗日英雄丘逢甲、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等等，毋庸赘述。丘逢甲的“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洲”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凄然壮烈诗篇，至今读来都让人油然而生一股爱国之情。正是历史上这些仁人志士和他们的壮烈爱国诗篇，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以两千一百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为代价赢来了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这样的历史难道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教育和振奋民族精神最生动最具体最感人的材料么?在这里，我们决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祖国的历史!忘记祖国的历史，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丢掉民族的精神，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何在?
第三，在伦理教育方面，历史学一直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及其道德观念的强弱，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它是通过历史长河的潜移默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起来的。历史上那些注重个人修养、讲究社会公德、行为品格高尚的人物及其言行，在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不断弘扬中，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诵和效仿中，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特别强调历史学的伦理教化作用。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注重文明礼貌和个人品德修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它讲究严于律己，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仁、义、礼、爱。在调整人际关系的自律伦理上，倡导忠恕之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安邦治国的政治伦理上，主张以德治国，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要求治国者必须先正己、修身，礼贤下士，廉洁奉公，以民为贵，“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并把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融为一体，认为“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中庸》)，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推而广之为“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人使众也”(《大学》)，至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如此才能达到“安民”和稳定社会的目的。在为富做人伦理上，主张以正当手段合法致富，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坚持“见利思义”，并要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等等，而且还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性学说“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中庸》第二十章)，以求完善理想人格……这些早已成了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传统美德，是我们进行伦理教育、提高国民道德素质、确立良好社会道德观念、净化社会风气、增强领导干部人民公仆意识的最好材料，也是市场经济时代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
第四，在民族和社会团结教育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局面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有利于民族的自然同化。事实上，不管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经济建设还是在共同反抗民族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各民族之间都建立了利害与共、血肉相连的兄弟情谊。民族团结和友好合作成了中国历史的主流，从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夏金三个大动荡时期，但中华民族正好是在这三个时期经历了三次民族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中华各族先民更是为我们树立了无数的榜样。单说清代，就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平定内乱、土尔扈特人民重返祖国、左宗棠抗击沙俄侵略者，等等。正是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奋斗，才创造了祖国如此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姿的文化。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之所以能够持续五千年而连绵不衰、从未中断，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之所以能够战胜一次又一次外来文化的挑战和武力侵扰，最终赢得了在世界东方的崇高地位，让中华文化大放异彩，靠的就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奋斗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而表现出的强大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和荣辱与共的团结拼搏精神。特别是各族人民在经过近代百余年共同浴血奋战、力挽民族危亡历史的洗礼之后，这根维系各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精神纽带，已经变得非常坚韧了。诚如近代史学家邓之诚所言：“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在此，历史事实也一再表明，何时中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社会就会发展得快，如汉唐盛世、两次国共合作等时期；何时闹分裂战争，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停滞不前，如三国混战、南北朝分裂、安史之乱、北洋军阀混战等时期。所以，祖国的历史又是进行团结和统一教育、培养团结一致奋斗精神的生动材料。
第五，在国情教育方面，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认识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国策制定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基本情况。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认识国情，是因为国情包括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两大部分，而且，现实条件实际上只是历史条件的延续，我们对国情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历史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历史学与国情认识》一文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所以，只有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写出了有利于国情认识的史学作品，国策的制订才有据可依，国情教育才有籍可凭。比如，为什么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建设和建构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史学家就应该向国民说明，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具体的历史特点，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据、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概括出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是中国有几千年来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凡是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扎根，就必须同中国的固有文化相容，这叫因国制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根据自己的国情特点施行不同的政策，这就是特色，中国必须依据自己的历史特点走自己的路。二是中国近代百年救国史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或别的什么道路行不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三是建国之初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在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绝对行不通的。再如，为什么要把我国现阶段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很久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发展水平既不高也不平衡、经济不发达和科技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之下。这种状态是历史的延续，是现实的反映，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也即国情。又如，为什么不少边远落后地区的老百姓不懂得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呢?因为当地老百姓还普遍地停留在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生产不发达人多好办事的传统宗法家族观念里，所以要想让当地老百姓明白计划生育国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必须首先把他们从宗法家族传统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像这些基本的国情国策，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启示，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中国历史运动的连续不止性和中国历史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对中国当代社会的限定与制约。只有让国民对这种国情有了

比较明晰的认识之后，我们的各项决策才能顺利实施，市场经济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第六，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从商周的甲骨、青铜文化到春秋战国的百家思想，从大一统的秦汉文化到魏晋玄学，从中外交融的隋唐文化到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宋元理学，从明清的启蒙思想到观念大更新的近代文化；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从《诗经》《楚辞》到明清小说，从《左传》《史记》到《文史通义》、从《禹贡》到《皇舆全图》，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再到《天工开物》，从《九章算术》到《算经十书》再到《测圆海镜》，从《甘石星经》到《授时历》，从《考工记》到《梦溪笔谈》，从《北堂书钞》到《古今图书集成》，等等，无不饱含着中国先民杰出的才能和聪颖的智慧，显示出中国历史内涵的丰富多彩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对国民进行文化教育的最主要内容。中国人学习专业知识，必须先打好人文知识基础，这基础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对历史学文化教育功能的实施，既可提高国民文化、精神和科学素质，又可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及人文之正确判断标准，引导国民自觉地吸取历史的智慧，高瞻远瞩，鉴往察来，以史观我，认识并完善自身，更可以帮助国民从祖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领悟到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精神。
以上六个要点便是笔者对新时期历史学所应具有的社会教育的具体内容的解释。换句话说，这六个方面就是用历史学所包含的内容在新时期对国民进行社会教育时所能够达到的具体目的。然而，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我们到底做得怎样了?由于误解和认识上的缺漏等种种原因，现状令人堪忧。

三、在新时期重视并加强历史教育的理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历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是巨大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学不能丢。对在新中国的舒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这位孔方兄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进行历史教育，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为什么呢?至少可以列出七大理由。一是我们这代人没有经过亡国的惨痛，就算要爱国，如果不懂历史，也不知从何爱起。二是在当今市场经济下，为富不仁、见利忘义、弄虚作假、行贿受贿、以权谋私、公款吃喝、坑蒙拐骗、嫖娼赌博等等不道德行为和腐败现象充斥其中，物欲横流，腐风滋炽，人情冷漠，传统文化沉沦，国民与干部的整体伦理素质正在不断地下降，社会风气正在被严重污染。三是国民对国情国策不甚了了，在市场竞争和其他工作中处处受到历史的制约和束缚，致使损失惨重。四是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历史意识、忧患意识、爱国意识和奉献精神正在不断地淡化。五是国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和人文、科学素质更是让人忧心，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封建迷信严重、虐待动物、破坏生态环境、对邪教歪理学说识不破等等，都跟人文与科学素质不高、缺乏是非判断能力有关。六是世界很不平衡。七是中国还不够强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更应懂得包括那段血泪斑斑、惨绝人寰的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历史，从中了解国情、汲取养分，找到中国落后的历史根源，领悟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树立起高尚的民族气节、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良好的道德观念，建立起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自信心，为市场经济建设、为祖国的经济腾飞和繁荣富强、为和谐社会的建构，尽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最大责任。在这里，我们没有理由开口闭口抱怨中国落后，说西方比中国好，也没有理由躺在孔方兄的怀抱里贪图享受，更没有理由抱怨历史学无用。
国耻遗址圆明园又遭破坏，历史的耻辱被人为地抹去，既砍伤了历史，更砍折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将来子孙后代对那段外国殖民主义者奴役中国的历史，就只能去纸上凭吊或全靠想象了。曾几何时，国耻日“九・一八”成了吉祥日“我要发”，文物盗卖猖獗，以日本侵略战舰为模型的玩具、游戏二战史实的日本游戏软件、皇军帽、德国纳粹勋章等都成了商品而堂而皇之地在出售。更有甚者，刘文彩、西门庆、潘金莲、黄金荣、湘西土匪这些遗臭万年的历史垃圾居然也成了商业“题材”!就连思想、文化、艺术乃至史学界也是“钱”字当头，历史人物的籍贯和活动、革命烈士的性别和经历、庄严的革命歌曲等等，可以随意改变或捏造，以致以讹传讹，信以为真；至于历史戏说、宫闱轶事、鬼神术数、封建迷信、乱改成语这类的小说、影视剧和广告，更是比比皆然，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误导力量。什么职业道德和策略，什么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什么历史良知和是非，什么社会责任，什么历史尊严和民族精神，全然没有了，剩下的就一个“钱”字!也难怪青少年一代对历史茫然无知，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谁重视历史教育?在成人、函授、自学乃至普通高等教育中，绝大多数专业连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课的影子都没有!再加上社会的误导，还有几个青少年知道“林则徐是什么人，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呢?所以只好问“林则徐唱过什么歌，拍过什么影视片”了。当有演员穿日本海军军旗服做封面广告的时候，当许多理工科博士除了自己的专业对别的一无所知的时候，当《三星堆文化大猜想》这种把中国人种归为耶稣后代的书居然也出版了的时候……难道就跟我们的教育没有关系吗?所有这些，既是市场经济下思想文化的贫困，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坠落，更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缺憾。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强正规历史教育，否则，任由历史糟粕继续泛滥，任由学史无用论和史学无用论继续泛滥，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你不学历史就不懂祖国是个什么样子，那就无异于忘了自己的祖宗、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近代西方一些殖民主义者之所以要宣扬“中国人种西来说”，就是想达到让中国人忘掉自己的历史和祖宗、服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的目的。近年一些日本政界和商界要人竭力粉饰侵华战争、修改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史及游戏二战史实，其目的也是想让世人和后代忘掉日本军国主义者那段惨绝人寰的侵华史。而历史的垃圾和糟粕的继续泛滥则只会比不懂历史更糟糕，它不仅是对自己祖宗和祖国的背叛，更是对祖宗和祖国的践踏，既不利于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自我认识，也不利于当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遗害无穷。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发展市场经济、建构和谐社会，不仅不能忽视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而且还要加强，国人也应更自觉地去学习历史。否则，当历史虚无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

四、结语

历史学所从事的研究和价值判断，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有机结合，其生动具体性和说服感染力等优越性，为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用历史学来进行社会教育，在帮助国民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了解国情国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净化心灵、注重伦理道德、增进团结、振奋精神、提高文化科学素质、形成健康心态、促进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其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因此，社会和学校学史无用论的流行、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历史意识的淡化以及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历史垃圾和糟粕的泛滥，都是危险的。所以，真诚希望全社会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和扶植历史学学科的建设，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历史学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来；也希望我们史学工作者能更多地面对现实，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更希望国人在忙于经济建设时别忘了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养分。章太炎说：“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其祸遂中于国家。”此言极是，谨此作结

‘玖’ 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应具备的品质和素质

我们常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则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使镜子更加平整，使镜中的影像尽可能与历史事实一致。至于旁人要从这影像中读出什么微言大义来，与研究者是毫不相干的。而文革中流行所谓“影射史学”，就完全不同了。为了使影像符合自己预先设定的形象，就在镜子上抹上颜色，或者破坏镜子的平面，使人们照不到自己的原貌。“古为今用”和“影射史学”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BR> <BR> 正确的古为今用，只是在历史所能提供的范围里，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但绝不会歪曲、篡改既定的事实。像司马光在写作《资治通鉴》时，发现原始记载互为抵牾，便另撰《资治通鉴考异》30卷，详加辨析，说明取舍的理由。对于异说，也记于《考异》一书中，以备后人查考。而影射史学，则是先入为主，带着自己的目的去寻找甚至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史实”，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要么绝口不提，要么歪曲篡改，用自己的目标来重新“创造”历史。这样，历史就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了。 <BR> <BR> 影射史学的时代当然已经过去，但时至今日，有些人还是习惯于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作不恰当的比附，甚至为了现实的需要歪曲历史。在他们的眼中，似乎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到对应的部分。例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新进步，往往要用古代的清官、好皇帝、改革家来比附。其实，历史上除了确实存在过屈指可数的几位清官、好皇帝（且不说其中不乏某些好事者制造的假象）以外，君主专制体制下造就更多的只能是暴虐残忍的帝王和贪赃枉法的官僚。不依赖于制度的创新，而寄希望于抽象的个人道德，是极其危险的。 <BR> <BR> 明朝和清朝前期，地方官员根本没有办公经费，而按照惯例，幕僚、随从的报酬等却都得在官员自己的俸禄中支付，而俸禄又低得出奇，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根本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现在家喻户晓的清官海瑞（图3.6），生前的最后二年多任南京右都御史，其俸禄已经是明朝政府高级官员中第三位的高薪，却只有732石（年俸），而相当多的下属要由他支付薪水。他自己连子女都没有，生活又极端节约，以至他买两斤肉为母亲祝寿，也会引起总督胡宗宪的惊奇。海瑞死时仅留下白银20两，尚不够殓葬的费用，可见官员们靠正常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有的皇帝还委任一些只有空衔不支俸禄的地方官，听任他们去“自负盈亏”，这样就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 <BR> <BR> 如果用从政实绩来评判，海瑞不过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平心而论，海瑞的廉洁自律，确实值得敬仰，但用如此崇高的道德规范来要求每一个官员，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尽管海瑞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他的措施和建设却往往是不现实的。如海瑞曾向皇帝建议恢复明太祖时的惩贪法律，即贪赃枉法所得满80贯钱即处绞刑，更严重的要剥皮实草，不仅“议者以为非”，就是皇帝也觉得太过分。显然要让一般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明朝的权臣和太监迫害政敌或清流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出于诬陷，但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再容易不过。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实施明太祖时的法律，大概除了海瑞本人以外，人人都够得上处绞刑的资格，剥皮的刽子手恐怕会供不应求。故而《明史·海瑞传》说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确是公允的评价。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崇高的道德典范不具有普遍意义，一旦要用它来要求社会中每一个人，只会造成更多的伪君子和两面派。只有依靠合理的制度，用人人都可能遵守的规范来制约，才是惟一可行的出路。而在专制社会，这种制度的创新是难于完成的。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 <BR> <BR> 现在有些人抬高海瑞，将他树为清官的典型，不惜将其神化。海瑞是宋明理学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在这点上，他确实是表里如一的，但其行事往往极端偏激而毫不近人情。明姚叔祥曾记载海瑞年仅五岁的女儿，仅仅因为从男性家僮手中接了一块饼吃，便被海瑞认为犯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强逼其自行饿死。在当时，记述者是为了称颂“非忠介（海瑞谥忠介）不生此女”（《见只编》卷上），今天读来，只能觉得可怕，无怪乎周作人要痛诋其“实即是酷吏”，“岂不将如戴东原（戴震字东原）所云以理杀人乎”！（《记海瑞印文》，见《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BR> <BR> 本来，“海瑞现象”出现在专制社会是很正常的，但由于影射史学非要把他比附现实，所以只能推出一个经过他们歪曲的海瑞形象，以达到他们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目的。张中行先生曾针对近年来媒体大力颂扬历史上清官的现象，指出其“问题在于，如果这位好官不来，小民的幸福和安全，保障在哪里呢？……歌颂包公，歌颂海瑞，无论从事实说还是就思想说，都是可悲的，因为看前台，是小民的有告，看后台，是小民的无告。”歌颂清官“追问本质，是乞怜，表现的形式是磕头。我们现在标榜民主，乞怜与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民真能主，真依法而治，官好不好就关系不大，因为不管你心地如何，总不能不依法办事，否则民有力量让你下台，法有力量让你走进牢房。所以再推而论之，颂扬好官就正好表示，民未能主，法未能治。”（《月是异邦明》，载《读书》1992年第9期）说得实在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BR> <BR> 当前影射史学遗风的另一种表现，是强调所谓“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近十几年来，各地争夺名人诞生地、活动地、重大事件发生地，以及不顾既定的历史事实，一味为祖宗翻案等事件频频发生，其实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本来是早有定论的，有的根据现存的史料是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比如西施的故里到底在哪里？浙江的诸暨和萧山争得头破血流，漫画家华君武先生为此还画过一幅漫画，登在《浙江日报》上，漫画中东施也来凑热闹，让两个人不要再打，干脆我们两人一家分一个好了。其实诸暨和萧山两县毗邻，历史上又长期同属会稽郡，县界可能有所变动，西施居住的那个村的原址，哪里还弄得清楚？更何况西施其人不见于《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而记于《管子》、《庄子》以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究竟只是小说家言抑或实有其人，还是个疑问。今天两地所存的西施古迹，多为后人附会，不可能是春秋遗迹，显然不能当真。再如对孙武的故里，先秦古籍并无记载，《史记》只说“孙子武者，齐人也”，语焉不详。现在山东的惠民、博兴和广饶三地都在争，其实这三说都是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孙武祖父孙书“食采于乐安”为依据的。而《新唐书》的史料，又来源于唐元和年间（806～820）所编的《元和姓纂》。有人认为该书中的“乐安”指唐乐安郡，有人认为指汉乐安县，有人认为指先秦齐国乐安邑，一时众说纷纭。且不说孙书的采邑是否一定为孙武的出生地，《元和姓纂》中所列郡望名称，既有郡名，又有县名，既有唐代地名，又有前代地名，三派学者按各自理解来解释这段史料，争来争去争不出个结果来。这种情况下，即便超脱的历史学家也很难作出判断。 <BR> <BR> 也有的史实本来是很明白的，如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东汉末属于南阳郡邓县，是南阳郡下辖的37个县之一，这一点，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得很清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当时是刘表的统治区。而今天的河南南阳东汉末虽然同属南阳郡，但从建安四年（199）张绣降曹开始就一直是曹操的控制区，刘备怎么可能于建安十二年（207）跑到“敌占区”去三顾茅庐呢？诸葛亮《出师表》中称自己“躬耕于南阳”，只是从当时的郡名而言的。历史学界对此早已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到了1990年《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的“三顾茅庐”、“隆中对”要确定首发式地点时，襄阳、南阳之争就白热化了。如果只是一场学术争论也就罢了，竟然有人公然在文章中声称是为了“南阳二千万人民的利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尊重历史事实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自封或被封的“历史学家”的“考证”当然不可能是研究历史，连我们所说的“运用历史”也谈不上。 <BR> <BR> 要说这些人都是无事生非，或者完全是出于私利，或许有欠公允，关键问题是他们误解了历史的真正价值。争名人，争古迹，争“第一”，说到底，都是为了某一地方或人群的利益，因为他们都认为，争到了这些“历史资源”就有了地方的知名度，就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或产品的销售，就能够引来外资内资，甚至就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其实这是误解了历史的功能，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 <BR> <BR> 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历史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决定因素。在今天世界上或国内的大中城市中，完全靠历史悠久或历史地位重要而获得知名度的是极少数。即使是这些城市，也还离不开现实条件。如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安阳建都在杭州之前，年代比杭州久；开封也先于杭州，地位更加重要，但国内外知道杭州的人无疑要比知道开封、安阳的多得多。 <BR> <BR> 历史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在人文景观中更是如此。但绝大多数旅游者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者或专业人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娱乐、休闲，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是再重要的古迹也不会引来游客。20世纪30、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可以吸引张大千、常书鸿这样的画家、学者，但只有交通改善和设施具备后才会成为旅游热点。今天真正要产生市场效益，历史悠久不是决定因素。即便全是假的，只要市场定位准确，也同样可以吸引大量的客源。像杭州的“宋城”主题公园，全是新建的仿古建筑，游客也源源不绝。而杭州城南凤凰山麓真正的南宋皇城遗址却堙没于草木之间，到那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人恐怕没有几个。长期无人知晓的四川九寨沟，除了编出一些民间故事外，在汉文史料中找不到什么记载，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使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名闻世界。 <BR> <BR> 由此我想起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记下的一件事：镇江北固山甘露寺中有一块“狠石”，相传刘备与孙权曾围着这块石头商议如何对付曹操。石头早已不存在了，寺中僧人就随便放一块充数。每当游客围着石头抚摩感叹，大谈三国故事时，知情的和尚和小孩都在暗暗发笑。记得前几年游甘露寺时也见过这块“狠石”，从南宋到今天又不知换了几块，但这并没有影响游客的兴致，因为刘备、孙权到过这里已经通过小说《三国演义》（不是史书《三国志》）而变得尽人皆知，难道还有必要让历史学家或地质学家来证明这块石头的真伪吗？因为旅游毕竟不是历史教学，就是历史学家也怎么可能、又有什么必要将一切都查考清楚呢？ <BR> <BR> 至于要寓教于乐，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崇高感情，这是把太多的附加成分放在历史上，实际效果并不见得很好。难道爱好历史、喜欢游览名胜古迹的人里面就没有卖国贼了？如果我看到外国的古迹更加雄伟，难道就激发起我爱外国的感情吗？要增长历史知识的话，并不一定非得通过旅游，化同样的时间去读史书，学到的知识肯定比旅游看到的多。 <BR> <BR> 现在很多地方化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去争这些所谓的旅游资源，其实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巨大效益，反而在实际上起了误导作用。例如关于李自成的结局，清初以来大量公私文献证明他于顺治二年（1645）兵败退至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当地民团所杀，这点已得到明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而近年来，湖南石门县一些人仅凭当地流传的李自成兵败后遁入空门的传闻，以及该县夹山寺奉天玉和尚墓中出土的部分文物，断言李自成兵败后禅隐该寺，化名奉天玉，并在幕后秘密指挥余部“联明抗清”20余年之久。此说一出，海内外报刊、电视纷纷介绍，盛极一时。对此，史学界大多数人均认为缺乏确凿的根据。比如墓中出土的一块镌刻道符的青砖，有学者破译出其中含有“闯王陵”三字，成为李自成归隐夹山说的铁证。其实，只要稍具一点宗教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只不过是极常见的道教神符，是旧时丧葬的常用之物，埋于墓中取保佑亡魂升天之意。被某些学者认为含有“闯王陵”的图案，在全国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奉天大和尚塔铭》中有一处是脱漏后补刻，又有学者加以发挥，认为隐喻“补之”，即李自成之侄李过的字，那就简直是在测字了。而湖南石门县为开发这一旅游资源，违反《文物法》中“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未将奉天玉墓按原状保存下来，而是投资1000多万元，仿照明十三陵，将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夹山寺改建为宏伟的闯王陵，与湖北通山的闯王陵遥遥相对。可是石门县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又缺乏相关产业带动，不像杭州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着名的旅游城市，以致游人寥寥，现在惨淡经营，维持不下去，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这种做法也给当地青少年、学生和缺乏历史知识的游客造成错觉，以为这里就是李自成的墓，对通行的说法（包括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产生怀疑，还助长了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至于某些学者、文人拿了钱便去美化别人的祖宗，将奸臣证明为忠臣，汉奸美化为民族英雄，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了。 <BR> <BR> 近几年来有人为了迎合政治，证明中国如何伟大，不断地发现所谓“世界第一”，把早就被历史学家批判过的伪史料重新拣出来，把五四运动以来正确的辨伪统统推翻，诸如河图洛书都是真的，甚至有人证明是由外星人带来的；三皇五帝确有其人，不仅有具体的出生，还有世系明确的直系后裔；似乎惟有如此才是爱国主义。这使我们想起了晚清以来的一种潮流，外界传入中国一种新事物，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制度方面的，总会有人出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暗示外国人只是拾了中国古人的牙慧，至少是受了中国古人的教化或影响才有的。足球流行时，便有人撰文称足球实起源于唐宋的“蹴鞠”，20世纪80年代允许股票上市时，又有专家撰文论证股票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进入90年代更有学者论证市场经济中国古而有之，这实在是历史研究和运用的一种倒退。但是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类盲目复古、西学中源的论调，不过是晚清或更早的沉渣泛起，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BR> <BR> 还有一些人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名义，把《周易》及阴阳学说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似乎成了集科学的大成，成了中国以至世界一切科学的源泉。其实稍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不难看出，先秦的学者再伟大，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即便有现代科学家学习和运用《周易》或阴阳学说取得了成就，与《周易》或阴阳本身的科学价值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尽管莱布尼茨从中国的八卦得到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被指出并非事实，而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误解，事实不过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之后，从在中国传教的法国籍传教士处获得了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图，发现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数学来解释，但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以此来证明《周易》的伟大。即便真有其事，那么比莱布尼茨对《周易》不知熟悉多少倍、又不知有多少《周易》专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二进制，并进而研制出计算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