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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票银行行长

发布时间:2022-09-26 08:16:00

❶ 中国证券市场交易制度是什么

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❷ 建行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建设银行全称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04年9月21日正式设立。

中国建设银行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1954年,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时为财政部下属的设立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监督工作的专业银行,负责管理和分配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拨给建设项目和基础建设相关项目的政府资金。

1954年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并任命时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马南风出任银行行长。9月11日,财政部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制发了《关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定于十月一日正式成立的通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于10月1日在全国正式成立,并启用印信。
1979 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为一家国务院直属的金融机构,并逐渐承担了更多商业银行的职能。
1996 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由本行前身中国建设银行根据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分立程序于2004 年9 月成立。在银监会于2004 年9月14 日批准之后,本行、中国建投与汇金公司于2004 年9 月15 日签署分立协议,根据此份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分立为本行和中国建投。本行于2004年9月17日成立为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票于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股份代号为939。

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以中长期信贷业务为特色的国有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在中国境内及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开展业务。建设银行成立的基本背景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建设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全国陆续展开,为管理好巨额建设资金,建设银行应运而生,开始了艰苦而光荣的历程。

从1954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间,建设银行主要承担了集中办理国家基本建设预算拨款和企业自筹资金拨付,监督资金合理使用,对施工企业发放短期贷款,办理基本业务结算业务的职责。建设银行的服务追随着共和国建设的脚步,遍及祖国的每一片建设热土,为提高国家投资效益,支持国家财政平衡,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建设银行在承继原有职能的同时,不断拓展银行职能,先后开办了信贷资金贷款、居民储蓄存款、外汇业务、信用卡业务,以及政策性房改金融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多种业务。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建设银行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信贷资产和负债取得了数以十倍的增长,从单一管理财政资金、办理基建拨款监督的银行,发展成为既管财政投资,又经营信贷业务,既办理固定资产投资信贷,又发放配套流动资金贷款,既办理国内金融业务,又办理国际金融业务,以办理中长期信用为主的国家专业银行。

1994年,按照政府对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建设银行将长期承担代理财政职能和政策性贷款职能分别移交财政部和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开始按照商业银行的要求,对经营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1994年末,建设银行先后对资金管理体制、信贷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体制和会计核算体制进行或正在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总行和一级分行集中调度、统一调度和经营资金的能力增强,财务会计制度进一步向国际准则靠近。同时建设银行还对客户经营战略和区域经营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建设银行因此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和更好的经营效益。建设银行步入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6年3月起,建设银行启用现名,并同时导入企业识别系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行数万个办事机构和营业网点都开始使用了新的形象识别标志。这湛蓝的行徽、黑色立体的行名,透露出这家改革中的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兼收并蓄,不断发展的经营风格;表达着一个不变的理念,那就是:根植中华大地,建设现代生活。 从1994年起,建设银行对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储蓄网点进行了调整,在撤并部分县支行的同时,增加了在全国中心城市的网点设置数量,与相应信贷政策的调整相配合,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心城市的经营力度。

中国建设银行非常重视海外业务的发展。目前,建设银行已在海外设有香港、新加坡两个分行和五个代表处,法兰克福分行正在筹建之中。建设银行已与世界上580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其业务往来遍及五大洲的近80个国家。通过发行债券,组织银行贷款等方式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是建设银行的一项优势业务,并以成为国际金融资本与中国经济建设结合的重要桥梁。

建设银行在香港地区的业务,在香港回归前已初具规模。香港回归后,其业务更获快速发展。目前,建设银行在香港以参股多家银行和金融公司,并已成为建新银行的最大股权持有者。

建设银行注重当代科学技术在银行业务中的运用,从90年代初开始,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从单机操作向已开发应用的全行性网络包括电子资金清算系统、龙卡网络网络化交易的过渡。建设银行系统、会计总帐传输系统和电子邮箱系统,还实现了与SWIFT系统的联网。除全行性网络外,还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建立了众多区域性交易网络,至1997年已有210个城市行完成了“城市综合网络系统”的建设,并实现了与全行网络系统的连接。 在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的支持下,建设银行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品种不断创新。于1996年建成的资金清算系统,可以为客户提供快捷、安全、高效的电子汇划服务,实现了异地系统内资金清算24小时内到帐。在此基础上,还为许多企业建立了全国销售资金结算网,并为诸多政券商提供交易资金清算支持。

近年来,建设银行继续发挥长期形成的业务优势与特长,保持了对公路、铁路、电信、电网和城市建设等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较大量信贷投入,和对效益良好的大型企业的信贷投入,同时适时增加了对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目前建设银行已与近500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全面金融服务关系,并与10余家特大型企业共同建立了全国销售结算协作网络。对信息产品制造业、信息服务业、高等级公路建设的金融服务进行了成功的拓展。对高增长经济部门信贷投入的增加,对建设银行资产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明显作用,为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条件。

建设银行对个人金融服务也在不断创新,取得了良好的业绩。继“龙卡”信用卡之后,陆续推出了储蓄卡、转账卡、智能卡和诸多联名卡,形成了以“龙卡”为标志的银行卡系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保持了7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率先开办的汽车消费贷款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吸引了众多的客户。此外,在个人帐户管理和支付结算方面的创新,也使个人转帐收支更为方便、快捷。

1994年来,建设银行非利差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承继传统业务,继续代理国家财政资金拨付的同时,作为国家开发银行的最大代理行,承担该行资金的拨付和部分管理职能。四年来代理开发银行业务量已逾3420亿元,占开行业务总量的79.8%。除为特大型企业建立销售结算网络外,还凭借结算手段优势,为诸多生产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提供多种结算服务,特别是成功的为一汽大众、春兰等企业开发了资金结算程序,提供了快捷安全的结算服务。 建设银行以服务经济发展,支持社会进步为己任。积极支持教育、科技进步,支持环境保护事业。每年都为高雅文化活动和重大体育赛事提供赞助。

1996年,建设银行全体职工捐款设立“爱心基金”,用于在贫困地区建设“希望小学”,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和奖励见义勇为的勇士,以弘扬尊师重教、扶危济困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目前,通过“爱心基金”已使千余名学生得以顺利完成了学业。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是建行人理念与追求的浓缩。面对21世纪之门,建设银行将以优良的业绩和不断的创新寻求更为广阔的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

❸ 农商银行行长是什么级别

相当于副处或正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2、地市级是厅级,地市级四大国有银行行长是正处或者副处,而农商银行行长级别低一级,相当于副处或正科。
3、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银行(Rural commercial bank),是由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共同入股组成的股份制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拓展资料:
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一支富有活力的生力军,成为银行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
1、招商银行成立于1987年4月8日,是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深圳。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创办,并以18.03%的持股比例任最大股东。自成立以来,招商银行先后进行了四次增资扩股,并于2002年3月成功地发行了15亿普通股,4月9日在上交所挂牌(股票代码:600036),是国内第一家采用国际会计标准的上市公司。
2、中信银行原称中信实业银行,创立于1987年,2005年底改为现名。中信银行是中国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之一,总部位于北京,2007年4月19日,中信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中信银行总资产逾12000亿港元,共有16000多名员工及540余家分支机构,为中国大陆第七大银行,也是香港中资金融股的六行三保之一。

❹ 银行董事长行长区别

区别一、产生的途径不同。

银行的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选举产生。而银行的行长一般是由银行大堂经理、银行客户经理、财务主管或是银行会计主管晋升而来。而且行长作为高管,还需要通过中国银监会批准,省级监管机构可以在其辖区内举行统一的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考试。

区别二、两者权限不同。

银行的董事长直接上级为董事会,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重大事项的决策人。而银行行长主要是管理支行的整体营运情况,发展业务,实现销售目标。银行行长主要对上级机构负责,董事长为董事会负责。

区别三、工作职责不同。

银行的董事长是公司董事会的领导,公司的最高领导者。其职责具有组织、协调、代表的性质。而银行行长主要监管支行的日常营运,达到监管机构的各项标准。按照业务发展取向和考核政策开展新业务试点,实现基层经营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区别四、管理机构不同。

董事长的直接上级为董事会,下属岗位由副董事长、总经理、执行董事、普通职员等组成,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对副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等下达指令。而银行的行长,主要是针对副行长、普通职员等下达指令,但是无权干涉董事长的指令,只能按照董事长的指令行事。

区别五、管理的职责不同。

董事长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对所承担的工作全面负责。而银行的行长主要对对应的银行负责。前者是对整个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后者是对某一个下辖的公司经营管理。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董事长

网络-支行行长

❺ 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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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浦发银行行长是谁

浦发银行行长:刘信义,2015年4月16日任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是1992年8月2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1993年1月9日开业、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交易代码:600000)的国有控股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秉承“笃守诚信、创造卓越”的经营理念,浦发银行积极探索金融创新,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经营实力不断增强。2010年12月底,公司总资产规模高达21,621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11,46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6,387亿元,实现税后利润190.76亿元。浦发银行将继续推进金融创新,努力建设成为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上市以来,浦发银行连续多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❼ 招行回应“行长被查”,给该公司股价造成了哪些影响

【招商银行早盘一度跌超8% 官方回应:正在核查相关原因】财联社4月18日电,招商银行股价4月18日早间大跌,盘中一度跌超8%,股价最低触及42.78元/股,截至午间收盘,跌6.58%,报43.75元/股。业内人士表示,有传言称该行高层遭到协助调查。招商银行投资者关系部门向记者回应称,已经关注到股价大跌的情况,对于相关原因公司正在进行核查。

❽ 央行长周小川他爹是谁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

2010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了本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排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紧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位居第四,压过排名第五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周小川入选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曾有金融界人士戏言,掌握着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周小川在国外更“呼风唤雨”,他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影响着国际市场的变动。周小川的一言一行也在国内市场激起层层涟漪。一直强调逆周期调控的他,在2010年中,他执掌的央行率先拉起了紧缩的序幕。在2010年初信贷“失速”之时,周小川果断地上调了准备金率,并持续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虽然,在2010年中一度因为欧债危机而放缓了紧缩的脚步,但央行在2010年3季度趋势明朗后又重启收缩,全年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无不显示出其恢复“稳健”的决心。
父亲周建南是老革命
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身份广为人知,但是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至于他的身世与业余情趣更是鲜为人知。
接触周小川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周小川爱好广泛,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而且是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过论文的一位中国高官。
周小川是清华经管学院系统工程专业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自1999年起,他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在清华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10余名。周小川身负国家重任,公务十分繁忙,但他恪守师责,尽其所能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进行指导。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周小川所着《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着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后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是是非非中一路走来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也处于舆论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周小川2000年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
2001年在全球最大商业杂志《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
2002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对国内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仍是最急迫的问题。周小川的上任,使得央行行长一个原本远离“公众”的角色一次次成为“公众人物”。2008年3月,周小川再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们期待着他能够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
不过,在最近的这几年,周小川在舆论是是非非的争议中一路走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过山车式的剧烈起伏,都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破产,第二天,中国央行降息,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紧急着陆。2010年下半年,在美国及欧洲日本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中国央行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六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无不显示出其魄力和决心。

❾ 上市银行十大高管平均年薪是多少

民生银行高管

薪酬7039万居首

14家上市银行年报收官,备受关注的高管薪酬也全部浮出水面。民生银行以7039万元的高管总薪酬再次位列榜首,行长洪崎也以627万元的年薪夺得行长高薪桂冠;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则以1740万元的天价年薪拔得董事长薪酬头筹。http://www.lqz.cn/

中信银行6.50-0.04-0.61%兴业银行17.26-0.16-0.92%招商银行25.54-0.31-1.20%民生银行8.37-0.19-2.22%平安银行10.73-0.32-2.90%制银行不同,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则呈现另一番风景,普遍“腰斩”,国有行中最高薪酬行长张建国年薪只有88万元,最高薪酬董事长姜建清年薪是91万元。市场人士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行业市场化发展与监管层难以对激励制度完全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银行十大高管

平均年薪560万

银行高管领高薪似乎已成趋势,根据披露年报中的高管薪酬表,2009年14家上市银行行长、董事长薪酬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1740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655万元,民生银行行长洪崎627万元,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530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496万元,深发展行长肖遂宁486万元,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279万元,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270万元,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269万元,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267万元。

可以看出,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高管薪酬呈现稳步上涨状态的同时,“外脑高管”继续以绝对优势与本土高管拉开薪酬距离。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对此解释称,海外金融业高管薪酬水平普遍比国内高,而国内银行为了招募和留住外籍高管,通常根据国际市场银行同业的薪酬水平为所引进的外籍高管支付薪酬,因此出现外籍高管薪酬明显拉高的状况。事实上,深发展大多数高管都获得了8%-40%幅度不等的加薪。法兰克纽曼2009年薪酬比上年增加143万元,增幅为8.9%;行长肖遂宁薪酬则增长16%,为486万元;两位副行长胡跃飞、刘宝瑞分别收获351万元和327万元的薪酬;首席财务官王博民的薪酬为331万元。

国有银行薪酬,

较之上年遭“腰斩”

而自去年国有企业限薪令出台后,国有大银行高管年薪与上年相比均呈现“腰斩”状况,2009年均未超出100万元,其中董事长薪酬最高的是工行姜建清,年薪91.1万元,比上年的161万元缩水43%;最高薪酬行长是建设银行张建国,年薪是88.2万元。

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原因就在于2009年2月财政部办公厅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规定金融类国企年薪以280万元封顶。不过国有大行并未具体公布薪酬构成,且不约而同在年报中出现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最后总薪酬正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后再行披露”的字样。

对此有报道称,建设银行投资者关系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年报已经披露了应付薪酬,其余部分将按监管部门相关薪酬办法来支付,这个要等最终结果出来才知道具体额度为多少。至于已支付薪酬部分的结构组成该人士称并不清楚。

同样在玩文字游戏的还有2008年曾以员工平均高薪引发众议的浦发银行,其在新的年报里只公布了6位独立董事的薪酬,其余均以“发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尚处有关部门审核确认过程中,待确认之后再行披露”为由,空白以对。

❿ 2005年12月中国保监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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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免去刘明康的中国银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尚福林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吴定富的中国保监会主席职务。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
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
第四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
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背景新闻
29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任免消息:任命尚福林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郭树清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项俊波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免去刘明康的中国银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尚福林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吴定富的中国保监会主席职务。
本报综合消息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黄浦江畔,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不约而同的到场祝贺者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建行行长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长周正庆。后来三人都被朱镕基亲点,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继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样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经历,都担任过央行的重要领导职务。
20年,资本市场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证监会这个专职机构联系在一起。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他们并非和其他的部长们有着显着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执掌令无数企业和股民瞩目的证监会,是资本市场让他们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国家金融人才奇缺,拥有货币银行学研究方向和留学背景的博士更是凤毛麟角。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1992年,在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建立监管模式成为刘鸿儒的开山之作。利用股票市场吸引外资,大胆进行证券产品创新,推出H股、N股,成为刘鸿儒开山鼻祖的重大贡献。
在一年多时间里,刘鸿儒还主持制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23个配套法规。
世事难料。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拥有30年财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他就是周道炯,强化规范运行成为他始终如一的理念。
上任伊始,周道炯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327”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他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同年9月2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监察部等部门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以渎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此次事件的影响,无异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倒闭由此引发的资本市场动荡。
以此为契机,在1996年,周道炯亲自主持并连续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为在规范中求得更快发展,他向中央提出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建议。时任国务院总理听取意见并支持证监会依此推进实际工作。为此,周道炯果断改革发行方式,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上市。
他的以规范求发展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他的任内,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周正庆: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细心的股民不难发现,在周正庆执掌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
周正庆赴任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内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出,这都成为这位资深金融专家下决心让政策介入调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
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由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由此引发了着名的“5·19”井喷行情。短短一个半月,股指上涨70%。
一年之中250多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风头更劲。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周小川: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
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他以“基金黑幕”论战为契机,开始施展他一系列强化监管的组合拳。
2001年3月,刚刚离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被力邀加盟中国证监会担任专司监管工作的副主席职务。随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2002年开始,要求申请再筹资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应分别经国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任内所发生的“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后来中国股市持续5年大跌的罪魁祸首。而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2001年至2005年,沪指从最高点2245点下跌至998点,暴跌56%,股市蒸发市值近2.3万亿元,投资者被悉数深度套牢,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崩盘边缘。
尚福林: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又迎来了一位银行行长出身的当家人,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他也成为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作为金融专家,尚福林深刻认识到,股权分置作为重大基础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发展的创新,要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一制度瓶颈。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制定了两个操作原则:一是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实施;二是统一组织,分散决策。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31日,证监会联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两部委用行动来表决心。
同年6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相继出台鼓励基金投资、向券商注资再贷款、暂减红利税、暂免支付对价产生的印花税和所得税、允许控股股东增持、推出权证等七项利好政策。并先后推出两批共计46家企业进行试点。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当日上证指数暴涨超过8%。
2005年8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由最低点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最大涨幅为513.6%。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位。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一年时间里,沪指急挫至4459.11点,暴跌幅度高达72.81%。就是当前的股票指数,虽然比他上任时涨幅超过100%,但是,市场参与者大多亏损累累。
是指数错了还是结构依然问题多多?一切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投资者依然在坚守中追寻。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羽翼更加丰满,在全球也更加显得举足轻重。(Z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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