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票实证研究

A. 股票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哪些，请详细说明，万分感谢!

http://www.jrj.com.cn/NewsRead/Detail.asp?NewsID=765569

B. 李琼的科研成果

[1]基于中部崛起的武汉区域金融中心构建机制研究,湖北省教育厅, 2005-2006, 2006年12月结题,项目负责人.
[2]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实证研究,湖北省教育厅, 2008-2009, 2009年12月结题,项目负责人.
[3]货币政策的县域传导机制与政策效率研究——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教育厅, 2009-2010, 2010年12月结题,项目负责人.
[4]武汉城市圈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与风险控制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2009-2012, 2012年结题, 5/7.
[5]转型后期成本分摊的社会公正性与积极合理性的耦合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2008-2012,在研, 3/8.
[6]利率变动对湖北省支柱产业影响的成本效应研究,湖北省教育厅, 2012-2013,在研,项目负责人.
近年来论文发表情况：
李琼.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失效的原因分析.湖北社会科学, 2010(11).
李琼.利益集团的政府俘获、行政腐败与高行政成本.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1(3).新华文摘检索.
李琼.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冲击.商业时代, 2008(9).
李琼.中国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湖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9(12).
徐彬,李琼.中国经济转型成本分摊的现实演进与公正性检验.改革, 2010(5).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课题组.转型与发展成果分享理论及中国样本分析.发展研究, 2010(12).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C. 如何理解股市交易的资金流入流出

中国股票波动性的分解实证研究
宋逢明/李翰阳
【摘 要 题】证券市场
【正 文】
一、概述
在金融学领域中，波动特性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目前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研究，大多以沪市、深市两市场指数为对象。得到的结论普遍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较剧烈的波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较为发达的股票市场相比，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显着大于它们的市场波动。但是分析中国市场的特性后，可以认为分解股票的总体波动性，在股票的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两个层面上对中国股市的波动进行实证研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首先，市场中有大量的散户投资者，而其中相当数量的散户持有大量个股而非投资组合。尽管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但是散户投资者及其投资总量仍在市场中占有很大比例。根据markowitz（1952）的资产组合理论，这一类投资者不能够做到分散化投资，对于他们来说企业个别波动的影响的程度决不亚于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其次，市场具有高度不完全性，缺乏完善的机制和足够的金融工具。虽然传统理论认为20至30只股票的资产组合可以很好地实现风险的分散化从而消除这些股票的个别风险，但在中国市场中由于缺少做空机制和必要的金融工具，也不能全部做到风险的分散化，构成这一组合的股票的个别风险不可忽视。
除这些特点外，中国市场中的投资理念变化也强调了分解总体波动性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市场中价值投资理念开始逐步被普遍采纳，对于某些特定股票的重视被加深，而分散化的做法反而逐渐淡化，所以股票的个别风险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还有，中国的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投机者甚至是赌博者利用某一只股票在市场中的定价偏差进行套利，此时他们就充分暴露在这一只股票的个别风险之下，而不是市场的总体风险。而且市场中曾经有严重的炒作行为，这类行为也大大影响了股票的个别波动。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对于股票的总体波动进行分解，分别对市场波动性和个别波动性进行实证研究是有重要实际意义的。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研究者将总体波动性分解，并同时在不同层面（市场、公司）对波动性进行实证分析。campbell，lettau，malkie和xu（2001）发现，在美国股市中，尽管市场波动并未增加，但是在1962年到1997年间，个别公司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了。但是，目前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尚无定论。对于中国市场的情况，宋逢明和江婕（2003）得出的结论是1998年以后的中国股票市场的总体风险与s&p500成分股所代表的美国股市相当，但是中国股市中的系统风险一直高于美国市场。
下面我们将先介绍研究中采用的波动分解模型和波动度量的估计方法，然后着重分析不同波动成分的变化趋势并对其成因进行简单的分析。
二、波动性的分解模型和估计方法
1.波动性的分解模型
本文的研究中，将一只股票的收益分解为两部分：市场收益与个别收益。通过这种分解，我们可以构造衡量个股的两种波动的度量，这两种波动之和就是该股票收益的波动，所采用的方法优点在于无需计算股票间的协方差以及个股的β。
根据capm模型，我们可以得到一种个股收益波动的分解方式：
（1）var（r[，it]）=β[2][，im]var（r[，mt]）+var（{图}[，it]）
其中r[，it]为个股的超额收益，r[，mt]为市场超额收益，且capm模型本身有r[，mt]与{图}[，it]正交。但是这种分解的缺点是难以估计个股的β，且个股β是随时间变化的。为解决这一问题，下面我们给出一种简化的模型，该模型不需要个股β的信息。同时，该模型可以对个股收益的方差进行类似于（1）的分解。
首先，考虑如下不需要β的个股收益模型：
（2）r[，it]=r[，mt]+ε[，it]
注意在模型（2）中，r[，mt]与ε[，it]不是正交的，因此在计算个股收益的方差时不能忽略协方差项。根据模型（2），个股收益的方差为：
附图{图}然而，这里的方差分解又一次引入了个股的β。
但是，对整个市场内的所有个股收益的方差进行加权平均便消除了带有个股β的协方差项：
（4）∑[，i]ω[，it]var（r[，it]）=var（r[，mt]）+∑[，i]ω[，it]var（ε[，it]）=σ[2][，mt]+σ[2][，εt]
其中σ[2][，mt]=var（r[，mt]），σ[2][，εt]=∑[，i]ω[，it]var（ε[，it]）。根据这种分解方法，我们就可以利用模型（2）中的残查项ε[，it]来构造一种不需要个股β的平均个别波动度量标准。加权平均波动∑[，i]ω[，it]var（r[，it]）可以理解为随机选取的个股的波动期望值（随机抽取到股票i的概率等于其在市场中的权重ω[，it]）。
2.数据及波动性成分的估计
本文采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a股股票数据来估计基于模型（4）的个股超额收益分解所得到的等式（4）中的波动成分量。样本期从1990年12月19日始，至2001年12月31日终。这一样本期内，股票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期初的8只增加到期末的1133只、股票的日交易数据共计1，311，427组。为了得到模型（2）中的个股超额收益（r[，it]）和市场超额收益（r[，mt]），采用的无风险收益是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为估计等式（4）中的两种波动成分量，采用下列步骤。令s为计算收益的时间间隔，本文主要采用股票日收益数据进行估计。令t为计算波动的时间间隔，本文中t一般指月。在时间间隔t内的市场收益波动，以mkt[，t]表示，由下式计算：
附图{图}
其中μ[，mt]是时间间隔t内市场收益r[，ms]的均值。市场收益是利用时间间隔t内所有个股收益加权平均得到的，取每只股票当月的流通市值占总流通市值的比例且不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情况作为该股票的权重。这样就得到了股票第一部分波动，即市场波动的估计量。
对于股票第二部分波动，即个别因素造成的收益波动，首先要根据公式（4）计算个股超额收益与市场超额收益的差ε[，is]=r[，is]-r[，ms]，然后计算个股在时间间隔t内的波动：
附图{图}
如前所述，为了消除计算中的个股之间的协方差量，必须对整个市场内的所有个股收益的方差进行加权平均。由此得到了衡量各股票个别因素造成的平均波动的估计量，以firm[，t]表示：
附图{图}
经过上述步骤，就得到了衡量市场内个股的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的两个估计量mkt[，t]和firm[，t]。
三、不同波动性成分的趋势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和估计方法，即可对中国市场的股票收益波动情况进行分解研究。首先按照前面的估计方法，估计出市场波动以及个别股票波动这两部分波动量的大小，进行图形分析。图1（a）显示了中国股市中市场波动成分随时间变化的情形，包含了在上交所及深交所上市的所有a股股票，并按照流通市值进行加权平均，从图中可以初步看出市场波动成分有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不够明显。
图1（b）对图1（a）中的数据进行滞后12阶（即数据滞后一年）的简单移动平均，进一步表明市场波动成分有下降的趋势。1990年至1991年股票样本数量及交易量太小，波动不明显，但1992年初，市场波动值约在0.020到0.025之间，至2001年底样本期末，市场波动值约为0.05。尤其是1994年中期过后，市场波动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图2（a）则显示了中国股市中个别因素波动成分随时间变化的情形，从图中可以初步看出个别波动成分随时间没有明显的趋势。图2（b）同样是图2（a）中数据进行滞后12阶移动平均的结果。图中有一定的趋势，但是很不明显。期初波动值约为0.020，至2001年底，波动值约为0.010。从整体上看，图像较为平缓。
附图{图}
图2 中国股票个别因素波动（firm[，t]）
从图形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股市的市场波动成分在样本期内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个别因素的波动成分在样本期内有下降，但是不明显。而且两列时序数据都有持续的波动，说明其变化趋势有可能是随机性的。因此，除了进行图形分析，要确定两种波动成分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有确定性趋势，还是仅仅为随机性趋势，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

D. 哪有股票论文，可以指点一下吗

】本文以股票股利为例，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分析。首先，探讨了股票股利会计结转存在的各种备选方式及其理论依据；然后介绍和评价了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制定的关于股票股利的会计准则；接着评述了股票股利会计政策显示信号的理论假设及其实证检验；最后，结合我国会计制度对股票股利的相关规定，讨论了我国公司会计的现实选择。

制定会计政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将会计理论应用于实务的最为重要一环。在我略高于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确立与强化，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已受到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从理论界现有研究状况看，多限于会计政策概念、性质、特点、目标等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还缺乏从实务处理的角度对会计政策进行具体分析[1]。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这一会计事项，对会计政策的成因、制定及其经济后果作一简要分析，旨在引起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重视，同时民为实务界有关股票股利帐务处理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将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根据其制定的主体不同，会计政策分为宏观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权威机构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而事者则是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企业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常也称之为微观会计政策。产生会计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会计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们所持的不同的会计观点[2]。
由于所有者权益本身是由资产与负债倒轧而得，是各项会计政策的最终体现，这无疑对其自身变动的会计处理增添了复杂性，其会计政策也便具有相应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过留存收益资本化而造成权益内部变动的一件典型会计事项，长期以来，人们对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一直存在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讲，股票股利本身源于人们对股东权益的认识。这使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义。

一、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采用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称为分红股或送股，是公司无偿向普通股股东增发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会计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股东收取股票股利时应否将其砍认为投资收益；其二，送股公司应如何确认和计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权益变化。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下，股东不应将收取的股票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这也是目前会计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本文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送股公司的会计处理，它涉及到结转科目与结转金额的确定。

（一）结转科目的确认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可以视为帐户结转和股票分割两笔业务的复合。因为股票股利并不代表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增加，如果会计上不对股东权益另行分类，或者完全按来源划分权益，则不存在帐户之间的结转问题。但在现行的会计实务中，为了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会计人员对股东权益的划分并未完全遵循来源标准，而是考虑了多重目标。典型的分类方式是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资本金帐户和留存收益帐户。前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永久性资本（股份公司为股本）和资本盈余帐户（在我国为资本公积）。这样结转分录就可以分别由资本盈余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资本帐户结转。
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资本金帐户不得用于股利分配，用于利润分配的资金一般只能来自留存收益。但在英美等实行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股利来源一般不作严格限制，例如根据美国示范公司法（mbca）的规定，如果公司保持偿债能力并能在债务到期时偿付则允许分配，在这种规定下，甚至股本（capital stock）都可直接用于分配，更不用说资盈余（capital surplus）了；而在英国，用于描述股票股利的“分红（bonus issue）”，其实施是按增发股份的面值从资本盈余中结转的。

（二）结转金额的计量

分配股票股利的会计本质是在不改变公司资产总额的情况下，通过结转留存收益（授权资本制下还包括资本盈余）而增中其法定资本数额。结转之后，同等数额资产的用途被施加限制，董事会不能象以前一样将这些资产分配给股东，所限制的数额为增发股份所必要的额外法定资本，这一数额即为需要资本化的留存收益。而每股所代表的法定资本数额一般是用面值表示的（无面值股份为董事会所设定的价值），相应地，只有面值结转才是符合股票股利会计本质的，任何其它结转计价方式都是武断的，有违于这一事项的内在逻辑性。
但在实务中，却存在多种计量方法，如市场价值、增发前每股帐面资产价值或同类股票的发行价值，其中尤以市价结转法最受关注。支持市价结转主要持下述两种观点[3]；

1、再投资假设：股票股利可以看成由两笔交易组成，公司先向股东支付现金股利，股东收到现金股利后再按市场价值向公司购买新增股份。从帐务处理上看，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可以按股票的市场价值减少留存收益；而随后的股票销售将按同等金额增加实收资本。

2、机会成本假设：公司股票股利的成本被认为是将股票送给股东而不是在市场中出售的机会成本。即因为公司本来可以按市价出售这些股份，这是股利金额的最好证据，这一数额应被资本化。
这些观点的似是而非性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股东权益认识的模糊，如以剩余权益理论来看市价结转，股票市场价值代表了企业的权益总额，其本身已包括了资本金和留存收益。因此，将代表两者之和的数额从后者结转到前者是不合逻辑的。

二、美国股票股利会计准则评介

在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1938年—1958年）于1941年首次发布关于股票股利的第11号会计研究公报（arb11）。该项公报对股票股利的来源及帐务处理作了要求：首先，股票股利只能限于当期收益；其次，当市场价值显着高于面值或法律规定时，增发垢股份应按市场价值予以资本化。1952年，arb11为现行权威公告所取代，即修订后的第11号会计研究公报。这份公报对评估股票股利的标准作了界定和区分，同修订前相比，基本上未作改动。1953年，cap又对此前发布的42份研究公报进行调整，汇编而成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和第1号会计术语公报。其中，关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会计规定被收录于43号公报第七章第二部分（arb43，ch.7b），并一直沿用至今。

（一）准则简介

在这份准则中，最受争议的一点是关于小额送股市价结转的规定。根据委员会的规定，当送股比例低于20%或25%时，必须按增发股份的市价结转（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选取25%作为划分小额送股上限）。cap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在发放小额股票股利时，投资者会将其视为公司收益的分配，其数额相当于收取额外股份的公允价值。基于这种认识，市场一般不会对小额送股作出明显反应。因此，如无公司所在州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公司在发放小额股票股利时应按市价结转。但在控股公司（closely-held companies）中，因股东对公司事务十分了解，不会把股票股利看成是公司收益的分配，应当按法定要求的面值或设定价值予以资本化[4]。
对于高于设定比率的大额送股，cap提供了两种备选处理方法，一是根据所在州公司法的规定，按面值或设定价值结转，并建议公司将送股描述为“以股利形式实施的分割”（splitup effected in the form of a dividend）。而在州公司法对此未作规定时，就没有必要对留存收益进行资本化了，可按股票分割不作帐务处理。对此，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还推荐了另一种处理办法，即按面值从资本盈余结转到股本帐户。

（二）评价

对于cap的这份公报，公众褒贬不一。尤其是关于小额送股市价结转的说法。在准则制定之初，委员会部分成员就曾指出，cap在制订股票股利收取者（recipient）的会计政策时，已认为不应将其确认为收益；而在制订股票股利发放者（issuer）的会计政策时，又基于与前者完全相反的假定，因而两者之间缺乏内在一致性。并且，cap将会计政策建立在可能引起的市场瓜这一假设之上，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对市场瓜的假设也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无论是何种比例的送股，对股票的稀释都应当立即在股票价格中得到反映。福斯特等人（foster etal.1978）分析了送股时股价行为，发现无认纲举目张额送股还是大额送股，股东在股东的除权日附近的异常报酬并不显着异于零。[5]亦即，市场对各种比例的送股均会作出适度调整，只不过受市场非完善因素阻碍，这种调整不是很充分而已。尽管如此，cap突破了传统会计理论框架的约束，结合股票股利的市场反应来制定会计准则。对此，哲夫（zeff 1978）评论道，cap关于股票股利的会计公报是会计界在制订会计政策时将其经济后果纳入考虑的最早事件之一[6]。这对于其他会计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启发作用。
从历史上看，会计程序委员会是为美国注册会计师最初制定公认会计原则（gaap）而设立的机构，尚处于准则制定的探索阶段。委员会发表的会计研究公报，也主要是对现行会计惯例加以选择和认可，而缺乏对会计原则的系统研究。股票股利会计准则的制定充分体现了arb就事认强烈，缺乏前后一贯理论依据的不成熟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报没有严格遵循会计上的逻辑。

三、有关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实证研究

与现金股利不同，股票股利并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而只是企业内部的会计结转和股票分割的复合。因此，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会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对其会计政策的信息内涵作出适度反应。这方面的研究举不胜举。例如，格林布勒特等人（grinblatt,masulis and titman 1984）（简称gmt）在调查股票股利宣告日价格反应时，发现有显着的异常报酬（abnormal return）。表明股票股利的宣告确实向市场传递了某种信息。对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前者的两天报酬为3.03%，而后者则为4.9%，显然股票股利的宣告效应较大；对于不同送股比例的股票股利，大额股票股利的异常报酬为4.90%，小额股票股利为5.89%，宣告报酬随送股规模呈反向关系。gmt用留存收益假设（retained earnings hypothesis）对这一现象作了解释[8]。

（一）留存收益假设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非完善市场中，企业管理者要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当前的盈利水平和未来的增长潜力，即具备更多关于企业价值的真实信息。因此，在必要时，尤其是在企业价值被市场低估时，管理者便会采用相应的手段予以揭示。其中，股利政策是一种常用的信号显示（signaling）机制。同现金股利相比，股票股利既能传播信息，又不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因而倍受管理者的欢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股票股利的发放是不花任何代价的。作为一种信号显示机制，为了防止被造假者利用，它必须具备相应的信号成本，足以使潜在的造假者望而却步，股票股利同样如此。从会计角度来看，可用留存收益假设来解释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信号成本。
该假设认为，企业发放股票股利时，一般会从留存收益中结转出一部分金额到永久性资本帐户（即股本和资本盈余），而留存收益通常又是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最高限额。因此，由股票股利所引起的留存收益减少，实际上就削弱了公司在未来支付现金股利的能力。除非公司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可用未来的收益填补减少的这一部分，否则，会因留存收益不足以支付现金股利而陷入极为不利的困境。这对于造假者而言，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投资者会将股票股利的发放视为一个有利信号，它显示了管理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信心。
严格地讲，留存收益假设是不够准确的，它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首先，对股票股利会计处理的结果必须要减少留存收益；其次，现金股利只能从留存收益中支付。前者是一个会计方法的选择问题，后乾则涉及到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为此，彼得逊等人（peterson et al.1996）[9]提出可分配权益（distributalbe equity）概念，它是公司怕在州对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法定最高限额。只有引起可分配权益减少的股票股利，其信号成本才是昂贵的。

（二）送股会计政策传递信号的实证检验

根据会计程序委员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股票股利的会计结转一般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当送股比例低于25%时，
·必须按增发股票的市价从留存收益结转到普通股股本和资本盈余帐户
当送股比例大于或等于25%,可以在下述三种方法中选择
·按面值从留存收益转入普通股股本帐户
·按面值从资本盈余结转到普通股股本帐户
·视同股票分割不作帐户结转,只须按送股比例减少每股面值
可分配权益是由各州公司法规定的,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要求现金股利只能从留存收益中支付；第二类则为留存收益和资本盈余之和；第三类最为宽松，只要不至于引起资不抵债，所有权益均可用于发放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会计处理的多样性及分配权益的不同规定，使得其信号成本也不尽相同，可表述如下：
表1不同送股比例及其会计处理对可分配权益的影响（参见会计研究2000.3第51页）
根据留存收益假设，可分配权益减少得越多，则股票股利的信号成本就越高，从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对未来业绩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送股比例及会计方法的选择，向市场显示其关于企业价值的私有信息。彼得逊等人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可分配权益减少了的企业，投资者在股票股利宣告日附近所获得异常报酬显着高于其它企业，证实了留存收益假设的有效性。
此外，根据规定，25%的送股比例为大额送股与小额送股的分界线。在此以上按面值结转，在此以下则按市值结转。又因股票市价一般远远高于其面值或设定价值。这样，在送股比例低于且接近于25%时，公司所结转的留存收益数额可能会远远超过其送股比例高于25%的情况。从而出现小额送股却要比大额送股减少更多留存收益的反常现象。例如，在1987年6月，贝尔产业（bell instries）宣告了20%的股票股利，赠送新股1，081，402份，每股面值0.25美元。贝尔为此结转了2052.7万美元。而如果贝尔宣告25%的股票股利，则只需按面值减少33.8万美元的留存收益。由于两种比例十分接近，因而可以忽略诸如股票流通性等其他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在20%和25%两种送股比例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会计方法的选择问题。根据留存收益假设，20%的股票股利可能被市场理解为管理者传递关于企业价值更有利的信号。对此，兰金等人（rankine et al.1997）通过经验测试，对两种送股比例的企业作了比较。结果表明，对于送股比例为20%的企业，股东在宣告期获得了更大的异常报酬，公司也在宣告以后的期间内出现了增长更快的现金股利[10]。
上述结果证实，管理者有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传其私有信息的动机。换言之，会计政策具有传递信号的功能，从而有利于减缓企业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四、我国股票股利会计政策评析
迄今为止，我国股票股利的会计准则，只是在相关的法规中作了一些零星的规定。

（一）制度分析

我国属于法定资本制的国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权益由四个科目构成，即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其中，由资本公积向股本的结转属于资本性帐户的内部结转，不具有利润分配的性质，由此项会计处理而进行的无偿增股自然不作股票股利。中国证监会于1996年7月24日公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须将以利润派送红股和以公积金转为股本予以明确区分，并在股东大会上分别作出决议，分项披露，不得将才者均表示为送红股。”
《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剩余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我国并未对股票股利的资本化金额作出正式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号——所有者权益（征求意见稿）》第21条第1款，公司在公配股票股利时，“应按该种股票该次发行价格确定其价值。如果该次作为股利发放的该种股票没有发行价格，则应根据公司连续盈利情况和财产增值情况确定股票股利的价值，按确定的股票股利的价值减少留存收益。”此外，根据《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对结转分录的规定，公司按股东大会批准的应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额，办理增资手续后，借记“利润分配——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贷记“股本”。如实际发放的股票股利金额与票面金额不一致，应当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虽然《制度》并未对股票股利的资本化金额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其帐户处理所涉及的科目看，无疑是允许企业使用面值法或其他高于面值的金额结转。

（二）实务处理

尽管会计制度允许企业采用多种送股计价方式。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股票市场发育尚不成熟，股价波动较大，使得股票有公允价值难以确定。公司发放股票股利一般是按照股票面值折股的。因为股票面值一般为1元，便于确定所要结转的金额（应等于增发股票有数量）。这使股票股利的数额与折股的股票面值总额保持一致，因而不涉及折股中的溢价问题。从纳税角度看，这一处理有利于公司减轻股东税赋，因为如按照市价结转，其结转金额无疑会远远超过面值数额，由此应由股东承担的税赋也是相当重的。
此外，实务还对股票股利处理时间与报告揭示作了灵活处理。对于现金股利，在董事会确定利润分配方案后，必须进行帐务处理；当它与股东大会批准的现金股利之间发生差异时，必须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年初数或上年数。对于股票股利，董事会提出分配方案时不需要进行帐务处理，只需要在当期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在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并实际发生时，直接进行帐务处理，因而不存在有关项目调整的问题。股票股利之所以采用上述处理方法，首先考虑到股票股利与现金股利的差别，如果采用与现金股利丁同的处理方法，在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方案时须作为负债处理，执必夸大公司的负债权益比例，从而可能导致一些股东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误解。其次，按照现行规定，企业在增加资本时必须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变更注册资本。一般情况下，应当是在股东大会正式批准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后，才正式申请变更注册资本的注册登记。因此，在送股发生时再进行帐务处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会计调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务界对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选择既保证了会计信息质量，又有利于简化会计工作程序和手续，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护了股东和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因而是合理可行的。与美国相比，我国实务界对送股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缺乏可选性，从而限制了会计政策传递信号的功能。但在目前，由于我国尚不具备象美国一样发达的资本市场，通过会计政策来传递信号还缺乏相应的市场条件，因而会计政策还仅仅限于指导会计信息加工的作用。

五、小结

本文以股票股利为例，对会计政策的成因、制定动机、经济效果、选择依据作了逐一分析。现作如下归纳：
·会计政策的可选性产生于会计人员对会计对象的认识上的分歧；
·宏观会计政策制定者有动机通过准则的制定以扩大影响；
·在有效资本市场中，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传达管理者私有信息的功能；
·会计政策的选择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并有利于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公司法是制定会计政策的法律依据，会计政策从会计角度确保公司法的实施。

E. 股指期货对股票市场影响实证分析

股指期货市场以期货交易方式复制了现货交易，犹如给原本单轨运行的股票市场又铺了另一条轨道，对维护股市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我

F. 请以有效市场假说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中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一,关于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几乎都是以"有效市场假说"这一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法玛把大量对证券市场效率的观测,发展成有效市场假说.该理论的实质,是研究证券市场场价格对全部相关信息反应的速度和分布.有效市场假说较完全市场假说,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为人们指示现实中的证券市场效率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三种不同市场效率的差距,查明其原因,进而对症下药,以达到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目的,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的缺陷,彼得斯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以替代有效市场假说.分形市场 说是应用"分形几何学"这一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来研究证券市场,有专家认为,分形市场假说集中反映了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时下居主流地位的有效市场假说大相径庭,因此,对我们证券有效性的研究,应以这一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才能较客观地揭示出证券市场的特性及有效性.
二,关于研究的方法问题
目前,对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我国证券市场是达到弱型效率还是达到半强型效率进行检验.其中,对证券市场是否达到弱型效率的检验,基本上都是采用"随机游走模型"和"过滤检验"两种方法;对证券市场是否达到半强型效率的检验,基本上都是采用"市场模型"和"夏普一林特勒模型"两种方法.而不同的则只是样本的时间及数据不同.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有效性进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实证法,尤其是经验性实证法.这对于我们解释和预测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达到什么程度,无疑是必要且重要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实证法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表现主要有:实证法力图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通的命题,其研究结果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概率或然性;过分强调假设和数学模型化,可能导致把研究对象过于简单化,从而使研究结果产生较大的系统性偏差,远离现实.忽视甚至否定价值判断,可能造成"是什么"和"为什么"之间的割裂,出现"描述主义"倾向,等等.因此,在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过程中,实证分折和规范分折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的.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有助于说明"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也有助于说明"应该是怎样的问题".
三,关于研究的定位问题
笔者认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应集中地体现于:证券市场与国民经济运行保持一致性,即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能够真正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因为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功能和作用,只有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而且,还应该看到,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在证券市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经济环境下,又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和侧重点.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研究有一个"定位"问题.只有"定位"正确,才能使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为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在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应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筹资效应";二是"改革效应",即促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转变;三是"配置效应",即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相比之下,后两大作用更加重要.因为对国有企业来说,增强其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缺钱",而在于缺少把钱用好的机制.因此,这两大作用的发挥,应是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集中体现,或者说是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目标.然而,目前有许多学者在对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进行研究中,则把其定位单纯地放在证券价格对有关信息做出如何反映的检验上.显然,这便忽视了证券市场与国民经济运行的一致性,对当前如何发挥证券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且,由于这种检验的范围仅局限于证券二级市场,忽视了证券一级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证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而有效地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
原作者:张兆国 宋丽夕 张新朝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黄迪摘自《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走出弱型有效市场的误区
――――对中国股市EMH实证检验及其结论的评述与思考
股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因而对股票价格行为和定价效率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由于价格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因此,西方学者对资本市场的效率进行研究时,大多数是对价格效率进行研究,即研究金融市场中的资产怎样定价才是有效率的,并以此来研究和验证资本市场本身的效率.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是主流的金融市场理论.
一,有效市场假说及其缺陷
有效市场假说实际上是信息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信息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应,那么就可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有效的股票市场意味着股票的现实价格充分地表现了对股票的预期收益,也反映了影响股价的基本因素和风险因素.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象已无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收益率的尖峰和胖尾,元月效应,小公司效应,低市盈率效应,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等等,尽管EMH的支持者为了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一再对该理论描述做出修正,EMH仍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其主要争议表现在:(1)信息界定的模糊性.(2)市场价格本身并不能反映所有信息. (3)"联合假设"的检验问题,有效性的检验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4)EMH没有涉及到市场流动性问题. (5)EMH的线性范式.
二,传统EMH检验方法对中国股市的有效性检验及其结论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关于中国股市的弱型有效和半强型有效检验方面的研究.传统对EMH检验半强型有效的方法主要有三类:一是基于公司特征的交易策略的检验,典型的方法有小公司效应检验和低市盈率效应检验;二是市场对于信息的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检验;三是对专业投资者业绩的检验,看专业投资者能否凭专业技能获得超额收益.如果证券市场中存在以上情况,则说明未达到半强型有效,反之则认为达到了半强型有效.对于中国股市半强型有效的检验,学者们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认为中国股市末达到半强型有效.
检验弱型有效的代表性的方法有随机游走检验,游程检验和过滤检验.该类检验实质上是考察证券价格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证券价格间不会表现出某种可观测或可统计的确定趋势,则认为市场达到了弱型有效.早期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弱型有效检验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未达到弱型有效,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后来的使用传统EMH检验弱型有效的方法对中国股市的检验倾向认为,中国股市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了弱型有效.
三,对我国股市弱型有效结论的反思
中国的股票市场目前还不具备用传统EMH检验的外部条件,用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传统EMH检验得出的弱型有效市场的结论来定位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其结论的可信度不高.原因如下:
1,传统有效市场检验本身的问题
主流的EMH检验中应用的都是线性计量模型,独立性和正态分布是其基础假设.然而,实际情况却不一定如此.在对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检验中,我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价格行为的非线性关系对传统EMH检验的影响,在非线性的框架下,研究结果都拒绝传统方法对中国股市弱有效性的判断.
2,中国股票市场自身存在严重的价格偏离问题
股票价格对于所代表的企业价值产生偏离,造成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严重脱离基本面因素决定的真实价值.用主流EMH检验方法得出的中国股票市场弱式有效的结论,定位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几乎说明不了中国股票市场定价对于上市公司价值评估是否有效,多大程度有效的问题.
四,结 语
总而言之,之所以不能照搬国外的EMH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检验得出的结论,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股市及其外部环境的不成熟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中信息的规范性,真实性,充分性和分布的均匀性等都与成熟市场有较大差异.这加剧了投资者行为的非理性,导致反应和反映信息的价格对于企业价值的评估很难是"有效"的.当然,经验检验仍然有其参考价值.市场有效性检验是对市场运行结果的检验,如果价格确实是随机游走的,至少说明股票市场的运行已经能比较充分,迅速地对历史信息做出反应,这也是股票市场自身运行效率提高的表现.但如果谈到股票市场定价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仍然需要对市场本身的运行机制,外部制度和经济环境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可能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效率有比较完整和准确的把握,从而进一步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的效率,提高股市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原作者:郑 伟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黄迪摘自《郑州纺织工学院学报》2001年12月第4期
论中国股市非有效的市场结构性因素
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尽管为大家所接受,但问题是,须正确地探求造成中国股票市场非有效的原因.中国股市信息披露的不规范,有些人利用资金优势操纵股市,内幕交易等类似因素只是中国股票市场非有效的一些浅表性原因,而中国股市效率的基础性原因是市场结构,其他因素均须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作用,所以不能把影响股市效率的各种因素相提并论.
中国股市的市场结构表现为,从股市投资者构成角度看,许多个股的流通股部分,由一个(或多于一个)"庄家"与大量"散户"所共同拥有.将中国股票市场非有效的基本原因归之于中国股市的这一市场结构是因为股票市场的效率需建立在这一股市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而中国股市的这一结构,完全破坏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我们知道,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的股市中,经济学家通过对股市有效性所作的大量实证检验,比较一致地得到了中强有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式有效的结论.发达国家成熟的股票市场之所以有效,其基础在于这些国家股市相对较为合理的市场结构,使股市成为一个非常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第一,市场上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任何一个投资者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不能操纵市场.第二,信息是完全的.第三,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四,产品是同质的.而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尽管证券法规限制股市寡头操纵个股,例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法》对机构投资者投资一个个股的份额限制为该个股总流通股的5%以内,个人限制为5‰以内.但在实际上,熟悉中国股市的人都知道,股市寡头炒作个股持有的流通股比重通过分散持仓等手段远远超过这个比例,否则,所谓的"庄家"概念就不会在中国股市如此流行.这就是说,在中国股市中,这一法规条文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现在,我们来分析中国股市的这一市场结构怎样决定了股市寡头和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投资活动,及这些决策和活动的过程怎样成为破坏中国股市实现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性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股市的非有效.
由于股市寡头的特征是通过占有个股相当大的份额,从而操纵该个股的价格走势,因此,股市寡头和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具有典型的博弈性质.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我们先假定他们之间的博弈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类型,那么,这一博弈就类似于博弈论中着名的"智猪博弈"的例子."智猪博弈"这一例子讲述大猪和小猪需作决策,由谁去按能够使其获得食物的按钮.分析这一博弈,大小猪均为最优的战略,即纳什均衡,是大猪按,小猪等待,结果是大小猪均获得相同的收益,各能吃到4个单位的食物.在股票市场上,股市寡头就类似于大猪,中小投资者就类似于小猪.股市寡头要赢利,只有自己收集信息,利用资金优势操纵价格,获取差价.中小投资者既无能力收集信息,也无能力操纵价格,他们的最优战略只能是跟随股市寡头.但前提是,这一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类型假设成立.但在实际中,中小投资者却远没有"小猪"那么幸运.事实上,他们跟庄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亏损而不是获利.原因在于,中小投资者与股市寡头在中国股市特定的市场构造下进行的博弈并非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类型.换个角度说,中国股市的市场构造,使中小投资者与股市寡头的博弈是在中国股市远离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状况下进行.首先,从信息角度来看,股市寡头与中小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他们之间的博弈是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其次,从资本流动性角度来看,中国股市中的中小投资者资金流动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再次,从产品同质性角度看,中国股市存在同股不同权不同利状况.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大多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部份,其中,国家股,法人股不能通过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原作者:李雅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黄迪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市场有效理论对我国股市发展的启示
股票市场是否有效是股票价格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程度.根据对深沪股市1995年以来的检验表明,我国股市基本呈弱式有效市场.同时,运用市场有效理论有助于政府金融管理当局对股市的监管,也有利于我国股市发展中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以及对个人投资者的保护.
以下从两个方面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对股票市场发展的启示.
市场有效性理论对监管当局的启示
政府在股票市场中主要有两种方式的干预行为:一种是通过宏观经济调控,试图通过调整股票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对股票价格的长期走势进行控制,不能猛涨也不能暴跌,即把凯恩斯的市场干预理论运用到证券市场中;另一种是通过立法等规范市场行为的手段,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规避违约风险.通过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对于第二种干预,是完全符合有效市场理论的,而对第一种干预则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
资本市场上,有效市场理论告诉我们,股票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它所包含的信息而不是供求关系,换句话说,无论市场处于强式或半强式或弱式状态下,试图以行政方式改变股票宏观供求状况希望达到对股票市场的长期运行进行调控是不可能的.在有效的股票市场中,信息是决定股价的最主要因素,所以信息在一个股票上的传导途径,传导速度和传导质量,就成为影响该股票市场体现为何种效率的关键.而政府对一个有效的股票市场进行干预的最好途径是对信息的传导机制进行完善和监管.所以,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管理与干预应以目前的行政手段为主的格局逐渐转变为大力加强建立在三公原则上的信息披露渠道,完善和规范信息披露内容和形式以及监督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使股票市场体现更高的效率,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发挥其重大作用,真正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股票市场有效性理论对投资者的启示
对机构投资者的启示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应该是提供一级市场的发行业务,而就个人投资者而言,提供投融资服务,以收取服务费的方式对各种不同投资条件的投资者提供不同的投资服务应是其主要的经营方式,一方面,这样才能使机构投资者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有持续稳定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有比个人投资者更低的投资成本,从而降低整个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前提必然使内幕交易的利润不足以抵付其交易成本,包括直接的交易成本和违法成本.因此,必须大力培育中国的机构投资者,通过机构投资者的理性投资以保证股票市场的稳定.
2.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1)对技术指标的态度.市场有效性理论告诉我们,股票价格波动符合随机漫步模型,历史价格只包含历史信息,这对技术分析赖以成立的前提――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历史价格包含所有信息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而大多数对技术分析实证研究也表明,即使技术分析能够带来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也通常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出现的,技术分析能否可以让投资者持续地获取超额利润是有疑问的.
(2)对理性投资概念的理解.股票市场有效性理论告诉我们,只要投资者对新信息作出必要的有利于自身的反应,其行为就是理性的,这与股票市场价格的稳定性是没有关系的.相反,如果在一个价格反映出无法进行长期稳定投资的市场中进行长期投资,这种投资行为才是不理性的.所以作为投资者来说,应该明确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并不是划分理性与非理性投资的标准,只有对市场信息进行充分反映的投资行为才是真正的理性投资行为.
(3)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成本的思考.在一个低效率的股票市场中进行投资的成本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成本包括进行交易所直接花费的费用,信息成本和机会成本,在考虑成本后在一个效率较低的市场中所获得的收益实际上并不如投资者所期望的那么多.
总之,股票市场有效性理论对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它对股票市场的设立者,监管者和不同的投资者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我国股票市场各方面仍不完善的时期,研究股票市场有效性理论有利于我们在发展股票市场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使股票市场这个市场经济的中枢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最大作用,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原作者:李木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黄迪,刘梅摘自《财经科学》2001年第2期

关键字： 问题 有效性 研究 证券市场 中国 三个

G. 关于股票各方面的知识。我急求一篇关于股票知识的作文。

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回归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当经济学家详细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假如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建议。

截至2000年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1999年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1999年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 andZeros，1998)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 and 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对1993—1999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变量与数据的解释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下述四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第一个指标是资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与名义季度GDP的比率，我们用它来反映股市的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流通市值而不是市价总值，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并没有上市流通，不具备股票市场应有的风险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代表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本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考虑到B股相对于A股规模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仅为A股流通市值的3．5％，将B股舍去不会影响计量模型的准确性。流通市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总和。1998年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上交所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无法从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现成数据，我们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盘价计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2000．2)。

第二个指标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总成交金额与季度名义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股市流动性。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额在公开出版物上难于找到现成的数据，我们依据《中国证券报》(1993．1—1993．12)和《证券市场周刊》(1993．1—1993．2)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三个指标是换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额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换手率意味着相对低的交易费用。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均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Liqridity)。

第四个指标是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用Volatility表示，等于沪市A股指数的季度标准差。沪市A股指数来自《中国证券报》(1993．1—1999．12)。在我们研究的期限内，深市和沪市大盘的走势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只计算了沪市A股指数的标准差。因为上市公司的季度红利分配数据无法精确得到，所以我们在计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时，只计算了资本利得的标准差。

(2)经济增长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我们以1993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基期RPI=100。用名义GDP除以当季的RPI就得到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在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时，采用商品零售价格的月度环比数据，其中1996年和1997年各月的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统计年鉴》(1996年、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月度环比数据散见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11—2000．1)、《中国统计》(1992．11—1996．2)、《宏观经济管理》(1994．8—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标中，我们使用的均是名义GDP，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同时作用于这些指标的分子与分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亡抵销了这种影响。

第二个指标是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无法获得资本存量的季度折旧数据，所以不使用资本存量增长率指标；②无法获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整的季度数据，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联系较为密切，所以使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各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值同样除以季度零售物价指数而化为实际值，然后再计算各季度的环比增长率。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名义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1994．5)和《宏观经济管理》(1994．8—2000．2)。

第三个指标是居民的银行储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于居民本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减去上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再除以该季度的名义GDP。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00．2)。

(3)传统的金融深化指标。用Depth来表示，测定金融中介的规模，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带息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M2／GDP。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存量的算术平均值。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中国金融年鉴》(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00，2)。因为1993年前后M2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所以1993年第一季度的Depth指标中的M2更指1993年第一季度末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受到许多因素内影响。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它变量，有必要结合相定变量进行分析。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在优比资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叠之处，西方关于金融中介的理论表明金融中介同样能够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促进对大企业的控制，以及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的机制。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提供了不尽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场在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机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优势，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对大企业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因此，我们把股票市场和金? 谥薪榉旁谕�桓瞿P椭薪�惺抵ぱ芯浚�约煅榘��私鹑谥薪槎跃�迷龀さ挠跋旌蠊善笔谐∮刖�迷龀ぶ�涞南喙匦浴6�⒒毓榻峁�捌浞治?/P>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果： 结果一：Capitalization、Value和Capitalization(-2)和Capitalization(-4)、Value(-4)都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大于1．71)。

当期的Capitalization、Value和GY之间的高相关度并不一定说明股票市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因为当期经济的繁荣同样会导致当期股票市场交易的活跃。在回归模型中，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比Capital-ization的偏相关系数要大(由1．93增加到2.37)，而Value(-4)的偏相关系数与Value的偏相关系数相比，则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由0．63变化到0．60)。这说明当期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水平与一年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是非常高的。仅仅根据上述数据，我们仍然不能得出股票市场推动了经济增长的结论。因为还存在着另外‘下问题——“价格效应”，即预期将来经济的繁荣会导致当期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交易的活跃。“价格效应”会使股票流通市值扩大，成交金额增加。为了检验“价格效应”是否是促成GY和Capitaliza-tion(-4)，Value(-4)之间高相关性的主要原因，我们把Capitalization(-4)和Value(-4)放在同一个方程中进行回归，表1显示的回归结果表明价格效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Capitalization(-4)仍然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虽然有所下降(由2．37下降为2．28)，但依然相当大。由于，我们大胆地引申出如下结论：这些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总体上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为了增强这一结论的说服力，下述几个方面的论证无疑是必要的。

首先，银行贷款得到的是固定的利息收入，无法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总是在贷款合同中规定贷款的用途，限制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投资者购买股票能够通过股票价格的上涨，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上市公司将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知识、技术更加密集的项目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而且企业在投资这些项目时不再面临短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上市公司确实也将80％以上的资金用于新建、扩建项目和技改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一般都较高。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投资决策、管理水平、经营业绩较为客观的评价，会对公司管理层产生一定的监督压力。朝阳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高市盈率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同一产业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评估，公司的股票价格随着不尽如人意报表的公布而下跌，这些都是投资者迫使企业管理层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一种市场压力。股价的低迷也将使公司配股资金的筹集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股票市场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机制。纵观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股市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大部分结论支持中国股市已逐渐达到弱式有效性，即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过去的价格和交易信息。股票市场达到弱式有效性也意味着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不断提高。

第三，国有银行在贷款项目的选择上并没有一套科学、严格的评估方法，而且还要经常发放一些低效的政策性贷款，对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输血”，使银行信贷资源没有实现最优配置。我国公司上市名额非常稀缺，证监会的选择尽管不是最优的，但是基于“稀缺性”所形成的遴选机制，使获准上市的企业往往是该行业、该地区的优秀企业，相对说来，募集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还是相当高的。此外，我国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配股权的获得规定了年度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限，这是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制度。

第四，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非常缺乏，作为大信贷者的国有银行，同样面临委托——代理的冲突问题，对企业信贷的使用缺乏事后的监督，使资源在企业内部并没有得到最优的配置。将国有企业推向股票市场，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特别是吸纳的法人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监督。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中报、年报和一些重要事项，也就增加了国有企业管理的透明度，便于企业接受外部投资者的监督。对1998年底已在沪深两市交易的174家上市公司的统计显示：1994年至1998年间总经理共发生了65次非正常变更(排除因年龄、生病这两种原因引起的变更)，平均每家公司为0．37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差、公司发生购并引起股权结构的变动是总经理非正常变更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统计表明，在1998年发生的52起实质性资产重组(第一大股东易主)中，总经理全部被更换。通过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者内部监督、外部约束的加强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果二：在股票市场的规模指标和流动性指标都进入模型的三个回归方程中，Val-ue、Valre(-2)和Valre(-4)都不再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较小)。

这说明在我国股市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这几年里，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结论与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莱文和泽尔沃斯对42个国家作了跨国分析后认为，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扩大股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降低投资股票的风险，从而使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长期项目。但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广大投资者对新股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存在着新股的“短缺”现象，这也是我国对新股发行实行配额制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购买新股的热情决不会因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降低而减少。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使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大于因股市流动性增加而加强了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所实现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效应。而且，股市规模的扩大便于投资者隐藏私人信息，对私人信息的垄断能使投资者获取更高的交易利润，这就激励投资者花费更高的成本去搜集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将随着股票交易逐渐渗入到股票价格中，股票价格对企业信息的反映越是充分，股票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和对管理者的监督控制功能就越完善，资源的配资效率就越高。

结果三：换手率指标Turnover、Turnover(-2)、Turnover(-4)都不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换手率的偏相关系数相当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很低。

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极高，1993年至1999年年度平均换手率为5．27，1976—1993年间美国的平均换手率0．493， 日本为0．469，泰国为0．739，韩国为0．832财。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由换手率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非显着性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在一个股机性很强的股票市场中，投资者购买股票是为了在短期内将股票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抛售，追求的目标纯粹是资本利得。这种短期行为使投资者更关注股票的技术分析、K线形态、炒作概念，而对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效率、经营业绩、行业发展都不会花费足够的精力去调查研究。这样，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就不会面临中小股东的监督压力，而且股票价格中包含的实质信息也会非常少。股票价格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状况相脱离，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就被削弱了。

结果四：Volatility和Volatility(-4)都不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Volatility(—2)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Volatility(—2)的偏向关系数是-1．09。

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波动的标准差可以看作是投资股票的市场风险，这种风险是无法用投资组合加以克服的。因此，这种市场风险越大，则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就越不愿意投资于股市，他们宁愿将钱存在银行里，追求低风险的稳定收益。这势必会影响新股的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以及已上市公司的配股功能。这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德龙等人(Bradford Delonget al，1989)的观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会阻碍投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果五：金融深化的指标Depth显着地进入所有的回归模型，而且Depth的偏回归系数是负的。

这一检验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三、进一步解释

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由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决定，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通过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居民的储蓄存款是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与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性模型。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Capitalization(-2)和Vaule(—2)外，其余衡量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几个指标均不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

Capitalization(-2)和Vaule(-2)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说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活跃增加了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而且这个效应滞后了半年，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从资金募集到项目投资的间隔大约为半年左右。同时，股票融资和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并不是纯粹的替代交系，企业从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后确实会减少向银行借款，但是企业募集资金的大部分却是投向一些技术含量较高、投资周期较长的新项目，而这些项目在企业上市之前是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即使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也会因为资金成本过高降低了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而被企业放弃。如果这些项目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就可以转变成新的生产能力，其收益率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看，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确实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增长。研究显示，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只是等量的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而投资项目外部性的逐渐溢出则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鉴于我国季度劳动生产率数据难觅，我们无法对劳动生产率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回归。

2．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居民银行储蓄的相关性模型。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结果一：当期、滞后半年和滞后一年的Capitalization和Value均显着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均大于1．71)。股票市场的规模指标和交易率指标与居民银行储蓄率呈负相关性。

这说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活跃将诱使居民减少投机性货币需求，将这部分储蓄存款投资到股票市场中。因为，投机性货币需求追求的只是资产的最高期望收益，股票价格的普遍上涨、市场成交量的放大使股票投资的收益率远远超过了银行储蓄。1999年“5．19”行情启动后，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比上季度增加了190．83亿元和257．69亿元，而199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则分别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633亿元和1827亿元。2000年2月14日股市暴涨了9％以后，沪深两市开户的投资者在3天内剧增了7万多户。股票一级市场的稳定性高收益也吸引着大量的资金滞留在股票一级市场中，随着股市的不断“扩容”，越来越多的储蓄存款加入到“摇奖队伍”。我们的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斯维格和史密斯(BenciVenga and Smith，1991)提出的观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下降将导致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会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进而使新增投资下降，最终减缓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本文前面的回归结果却表明股票市场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对此，我们的解释是：a．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股票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居民银行储蓄率下降导致的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b．国有企业通过新股发行和配股融通到的资金部分补偿了银行门接融资的下降；c．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一直处于“超存”的状态，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一部分减少了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资金的更加有效利用还提高了投资收益率。

结果二：Volatility(-2)和Savings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越高，居民就越青睐收益稳定的银行储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数量的减少，交易资金的下降将削弱股票市场功能的发挥，从而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一结果进一步论证了本文Volatility(-2)和GY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结果三：GY(-4)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都和Savings呈非常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这说明上一年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当期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如果居民预期未来的收入会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或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时，他们会在下一年度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提前享受未来收入增长带来的好处，从而尽量使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趋于平稳。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储蓄率将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下降。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莱文和泽尔沃斯的假设：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与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结论不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股市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尤为显着。(2)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抑制了储蓄资金投向高效率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3)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4)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导致我国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却提高了直接融资的比重。(5)股票市场通过改善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而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全文的分析表明，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等数据指标难觅，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证检验的结论，但多数的指标均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在1993—1999年间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股票市场的积极“扩容”，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和高速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H. 股指期货对股票市场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股指期货将使得中国股市在层次结构、投资者结构、动力结构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1：A股首次确立“完整市场”
4月8日，股指期货启动仪式牵引着市场人士的目光。金鹏期货董事长常青对记者表示，“从启动仪式的高规格看，股指期货的推出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预示着这一崭新产品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北京一些券商和期货机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由于股指期货的推出，A股将首次确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市。”
环视全球成熟的资本市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应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风险管理市场，一级市场也就是股票发行市场，以实现筹资；二级市场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场，以实现资产定价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风险管理市场也就是股指期货市场，以实现股市风险的分割、转移和再分配。这三个市场有机协调、相伴共生、功能互补，全球大多数股票市场都是由这三个市场组成。股指期货市场以期货交易方式复制了现货交易，犹如给原本单轨运行的股票市场又铺了另一条轨道，对维护股市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只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市场单边运行，交易手段单一，缺乏股指期货等对冲平衡机制，各类投资者只能通过高抛低吸、追涨杀跌来盈利，波段操作盛行，“投资策略同质化、长期资金短期化、机构操作散户化”的倾向明显，导致股市频繁换手、估值不稳、宽幅震荡、超涨超跌。
中信证券在最新的专题研究中指出，A股市场发展到现阶段推出股指期货显得相当必要。这有助于改变目前的“单边市”，抑制市场的非理性上涨和下跌。在股市非理性上涨时，投资者的看空预期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实现，起到平抑股价的作用；在股市下跌时，将原本直接抛售股票、用脚投票的被动避险，变为买入期货、积极保值的主动避险，降低对股市的冲击影响；到了股市超跌时，又能通过期货市场做多给予市场支撑。这种内在制衡机制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市场弹性，使市场能够在日常波动中，释放和化解风险，实现大盘均衡稳定。
“推出股指期货，有助于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创新，这使我国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趋于完善和丰富。”长城伟业期货总经理袁小文表示，作为基础性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的上市将加速金融创新步伐，以后将有很多基于股指期货的投资产品陆续推出，如保本型产品、绝对收益型产品、合成指数基金、收益挂钩产品等风格各异的不同产品系列，不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选择。
股指期货的推出，也引起国际业界对中国股市未来功能的预期。
德意志银行全球分析师高登表示，“从今年开始，中国股市的功能会从单一和单向的企业融资，向全方位优化配置社会金融资源的方向复归，向调节社会资金流向、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方向复归，向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利用市场化方式调节财富分配的方向复归。”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股市目前规模巨大，有效账户已超过1.2亿户，影响人口很广，加上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保基金也早已入市，这需要一个风险管理工具规避可能产生的市场风险。有鉴于此，股指期货在目前推出，才有了其标志性意义。
2：投资者结构将快速分化
市场预期，股指期货的推出还将意味着投资者结构将快速分化。东证期货总经理党剑表示，“按照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目前只有少数有条件的人能够游走于现货与期货两个市场，大部分人只能参考股指期货的动向在现货市场进行操作。”
据了解，美国在1982年推出股指期货后，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变化呈现加速度。机构投资者逐步代替个人投资者成为主导，其占美国总股本的比重由1950年的7.2%上升到2002年的63%。而香港市场更是机构独大，个人投资者比例较低。近20年来，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美国和香港市场的共同点是市场、个股的波动相对小，个股交易活跃性低。
国内A股的二级市场投资者结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之前，个人投资者绝对主导。第二阶段，2004—2007年，机构投资者迅速壮大，2005年基金一度占流通市值比重高达43%，价值投资大行其道。第三阶段，2007年至今，2009年流通市值在指数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突然暴涨，根据测算，当年新增的流通市值就高达5.96万亿，占到流通市值的40%。
国际市场的历程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机会就在于股指期货出来之后，有一个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另外一个股指期货的高风险性也使得一些个人投资者规避三舍，这就给了机构投资者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机构投资者在初期肯定也有一个市场流动性是逐步参与的过程。
“机构投资者也可能会因为流动性不太好，参与的力度可能开始不够大，但是随着过程的逐渐深入，应该会有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所以这个过程不会很长。”野村证券分析师刘聪表示。
机构表示，股指期货推出后，会让各类机构投资者陆续加入这个市场。未来三年，中国股市的机构投资者份额会上升到50%。
对于投资者结构的未来变化，市场人士同时表示，股指期货有两面性，有为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一面。尤其当社保基金之类的机构通过合适途径参与其间，有为一般老百姓增加社会保障财富的一面。也有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被金融大鳄用于高杠杆投机、掠夺社会财富的一面。为此，完善制度，从严执法，就不只是市场问题了，更与社会公平、公正高度相关。
3：股市驱动力将有结构性变化
“中国股市将逐步由政策主导转向市场力和政策力并驱的动力结构，股指期货将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德意志银行全球分析师高登表示。
近20年A股的发展轨迹表明，政策调控历来与中国股市相伴而行，政策因素明显影响了国内股市的运行规律。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股市自建立以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以前和1994年以后。以上海市场为例，在1994年以前，股市设立之初波动幅度相当大，而且不规则。
1994年以后，股市明显呈一个上升通道，1994年以后的几次政策集中出台期造成了股指一直在这一上升通道内运行。而且“519行情”的启动也正处于上证指数的关键点位1044点和上升通道的下轨线附近的交汇处。总体来看，诸多政策的出台使得大盘得以沿一个特定范围稳定、持续地上扬，而不是超越预期的暴涨暴跌。
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一直都在淡化A股市场是政策市的形象，甚至在涉及各方利益得失的新股发行环节取消了“窗口指导”，而实行新股市场化发行，但政策市的身影一直在投资者脑中：每一轮政策利好的释放，往往能点燃市场热情、引发投资的热潮。
“目前，当上证指数始终在3000点附近徘徊不前时，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也变得异常敏感，股市也往往会来个急转直下。而股指期货的正式登场，有望改变这种现状。”国贸期货总经理董晓亮表示。
目前，全球股指期货发展已走过1/4世纪的历程。美欧、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目前都有股指期货交易。从世界各个资本市场运行来看，股指期货推出后股市政策干预性将有所降低。此外，作为配置和化解风险的市场，股指期货还将成为资本市场的“均衡力量”。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示：股指期货的推出完善了做空机制，看空、做空与看多、做多的机构对决将鲜明体现，而政策干预的减少，将使得A股市场最终向其合理估值运行。

I. 屈文洲的出版着作

主要论文和着作
发表论文
1. 林振兴、屈文洲，“大股东减持定价与择机——基于沪深股市大宗交易的实证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10月
2. 陈炜、屈文洲，“基于订单持续期的投资者订单提交策略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 宋福铁、屈文洲，“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现金股利分配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2月
4. 屈文洲、林振兴，“中国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动因‘后门权益’ VS. ‘代理成本’”，《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10月
5. 屈文洲、许年行、关家雄、吴世农，“市场化、政府干预与股票流动性溢价的分配”，《经济研究》，2008年4月
6. 周锋、屈文洲（通讯作者），“市价委托的提交策略、风险控制与实施方案”，《金融研究》，2008年3月
7. 屈文洲，“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公司财务研究”，《经济学动态》，2007年10月
8. 屈文洲、许文彬，“反洗钱监管：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第7月
9. 屈文洲，“交易制度对中国股票市场效率的影响——基于涨跌幅限制的实证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三期
10. 屈文洲，“行情公告牌的信息含量与交易者行为偏好：来自电子限价委托交易系统的证据”，《金融研究》，2007年4月
11. 屈文洲、蔡志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动因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4月
12. 屈文洲，“我国本息分离债券市场制度设计若干重点问题研究”，《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12月
13. 屈文洲,“行情公告牌信息对交易者行为的影响—基于自回归交易持续期模型（ACD）的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9月
14. 屈文洲，“发展本息分离债券（STRIPS）市场的国际经验”，《国际金融》，2006年8月
15. 屈文洲，“股票市场微观特征：中国现状与国际比较”，《金融研究》，2006年5月
16. 屈文洲，“论我国发展本息分离债券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投资研究》，2006年4月
17. 王一萱、屈文洲，“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连通程度的动态分析”，《金融研究》，2005年8月
18. 屈文洲、许晔，“《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评述——价差理论与实证研究》”，《投资研究》，2005年7月
19. 陈雯、屈文洲，“T+1清算制度对深圳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统计与决策》，2004年8月
20. 屈文洲、吴世农，“中国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特征分析—买卖报价价差模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2年1月
21. 陈浪南、屈文洲，“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4月
研究方向
资本市场理论、公司财务、企业并购、证券投资、CEO财务分析与决策等。
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研究报告:
1. 《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连通问题的研究》（荣获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2004-2005年度研究报告二等奖）
2. 《我国本息分离债券（STRIPS）市场的构建——理论、经验与设计》

J. 分散化投资对风险有什么影响是好是坏

1.从风险本身来看影响，分散投资是为了避免风险最大化和风险集中造成的过度损失。对风险分散在投资中优势，研究有助于引导学者或投资者更加理性地对待投资，而不是盲目跟风，导致羊群效应;它拓展了金融投资研究领域的边界和深度;就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 研究评论 1952年，Harry Marko F. Sharpe(1963)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2.本质来说是好的。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反过来，由于投资过于分散，会增加管理成本，也会分散收益。分散风险他们从理论上讨论了收益与风险之间的联动关系，表明资本市场中风险证券的价格在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联动关系中趋于平衡。然后Evans areher(1965)实证验证了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田伯平、王大伟(2004)、杨吉平、张健(2005)均采用非回溯随机抽样和简单等权重组合对中国股票市场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3.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即多样化对投资组合异质性风险的抑制作用，投资风险通常是指未来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即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偏差。
拓展资料
1.使用的日常交易数据从2001年7月到2002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样把所有股票在上海股票市场分为三组:大帽，媒介帽和小型股，从每组随机选择10个样本股票为实证研究构建三个组合。张苏江(2009)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实际上市公司股票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模拟构建2-30只股票的投资组合，研究了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分散投资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异质性风险，且投资组合中前5-10支股票对投资组合异质性风险多元化的影响最大。
2.风险测量方法证券的未来收益可能会发生变化，其风险就是证券预期收益变化的可能性和范围。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期望收益变化的概率分布来量化风险。影响证券收益变化的因素很多，但我们可以剔除所有的次要因素。假设证券收益水平只取决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如果将经济环境视为离散随机变量，则证券收益是该随机变量的函数，可以表示为:r = (FX)，其中:X经济环境，r证券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