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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股票老板

发布时间:2023-01-30 01:09:53

❶ 芯片股有哪些股票

芯片概念股有很多,主要包括了兆易创新、江丰电子、北方华创等,芯片概念股:
1、兆易创新:国产存储龙头 作为国产存储龙头,兆易创新位列全球Norflash市场前三位,且随着日美公司的退出,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存储价格不断高涨,公司的盈利能力亮眼。
2、江丰电子:国产靶材龙头 超高纯金属及溅射靶材是生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材料之一,公司的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产品已应用于世界着名半导体厂商的最先端制造工艺,在16纳米技术节点实现批量供货,成功打破美、日跨国公司的垄断格局,同时还满足了国内厂商28纳米技术节点的量产需求,填补了我国电子材料行业的空白。
3、北方华创:国产设备龙头 北方华创作为设备龙头,深度受益本轮晶圆厂扩建大潮,公司业务涵盖集成电路、LED、光伏等多个领域,多项设备进入14纳米制程。
拓展资料:
一、全球缺“芯”背景下,今年以来芯片概念股及芯片ETF基金表现出众, 缺“芯”或将持续到2022年,而随着“一芯难求”的局面在各行各业持续蔓延,芯片涨价趋势越来越明确,半导体芯片行业的上市公司业绩有望实现爆发。
1、短期来看,行业供需失衡情况从去年延续至今。缺货涨价对下游影响较大,但对于A股半导体芯片厂商而言,缺货涨价使得行业景气度高企,不断加码扩产,且大幅提升了产品从验证到批量供应的速度。
2、长期来看,相关龙头企业拥有更多的产业链资源,竞争力也更加突出,或具备更好的投资价值。
3、从政策面看,国家层面出台了“中国芯”的重磅文件——《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文件明确了国产替代的目标。半导体芯片成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卡脖子环节,芯片领域的自主可控战略意义重大。
里面下发“铁令”,要求国产芯片在2025年自给率提升到70%,而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主动突破关键一步,扭转芯片霸权的局面。

❷ 中国芯概念上市公司 国产芯片有哪些股票

1、力源信息:公司是国内着名的电子元器件代理及分销商、方案商,中国IC分销行业的领航者。荣获“汽车电子科学技术优秀企业奖”和“深圳市龙华区中小微创新百强企业”。

2017年,帕太荣获OMRON颁发的“大客户业务最佳销售额增长奖、中国区业务最佳销售增长奖以及车载及家电行业推广优秀竞争力奖”。

2、北京君正:北京君正于2011年5月31日上市,公司主营微处理器芯片、智能视频芯片及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和销售。北京君正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2018年营收2.59亿元,同比增长40.77%;同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1.54万元,同比增长107.89%。

3、富满电子:公司创立于2001年,是一家从事高性能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封装、测试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富满电子近日发布2018年财报,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4.97亿元,同比增长12.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18.51万元,同比下滑7.9%;基本每股收益为0.38元,同比下滑19.15%。

4、智光电气: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网安全与控制设备、电机控制与节能设备、供用电控制与自动化设备及电力信息化系统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公司已建立了以测控技术、电力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和应用软件技术为基础的核心技术平台,形成了面向电气控制与自动化前沿领域的产品布局。

5、兆易创新:作为国产芯片行业中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位列全球市场的前三位,随着美日公司的退出,市场份额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存储价格也在不断的高涨,公司的盈利能力可以说很亮眼。

6、江丰电子:公司在十六纳米的技术节点达成了批量的供货,成功打破美日这些跨国公司的垄断,同时还满足了国内厂商二十八纳米技术节点的量产需求,将国内电子材料行业的空白填补上了。

❸ 中芯国际老板是谁

法定代表人:赵海军。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于2000年4月3日根据开曼群岛法例注册成立。2004年3月18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2020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鸣锣上市。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5年7月28日,是中国内地规模大、技术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

中芯国际主要业务是根据客户本身或第三者的集成电路设计为客户制造集成电路芯片。中芯国际是纯商业性集成电路代工厂,提供 0.35微米到14纳米制程工艺设计和制造服务。荣获《半导体国际》杂志颁发的“2003年度最佳半导体厂”奖项。


业务范围

中芯国际向全球客户提供0.35微米到45/40纳米芯片代工与技术服务。除了中芯国际高端的制造能力之外,我们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晶圆代工解决方案,以一站式服务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从光罩制造、IP研发及后段辅助设计服务到外包服务(包含凸块服务、晶圆片探测,以及最终的封装、终测等)。

全面一体的晶圆代工解决方案务求能最有效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同时最大降低成本。

公司与世界级设计服务、智能模块、标准单元库以及EDA工具提供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客户提供广泛且高灵活度的设计支持。公司装备了大陆最先进的光掩膜生产线,技术能力跨越0.5微米到45纳米。我们的测试服务则针对逻辑电路、存储器、混合信号电路等多种芯片。

❹ 中芯国际是哪个国家的

中芯国际是中国的企业。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纽约证交所股票代码:SMI,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代码: 981)总部位于中国上海,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芯片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内地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向全球客户提供0.35微米到65纳米及更先进的芯片代工服务。
中芯国际在上海建有三座8吋芯片厂和一座12吋芯片厂,该12吋芯片厂已开始试投产。北京建有两座12吋芯片厂,在天津建有一座8吋芯片厂。中芯国际还在美国、意大利、日本提供客户服务和设立营销办事处,同时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此外,中芯在成都建有封装测试厂以及有一座代为经营管理的8吋芯片厂,在武汉有一座代为经营管理的先进的12吋芯片厂。

❺ 华雄集团老板怎么样!

他们董事长曾在国外知名芯片原厂工作多年,怀揣打造中国芯的愿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发展,特别注重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格局有高度有思想有魄力,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和行业领军人物

华雄集团创建于2011年,迄今为止成立11年,在48个城市有分公司,全球知名合作伙伴35+,集团员工500+,是一家业界领头的半导体集成电路销售与服务的优秀供应商,执行“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的质量方针、致力打造中国芯,成为世界闻名的中国芯片品牌,再不明白自己去网络下。

近期疫情反复,全国整体经济形势下行。各个地区经常因疫情突然被封锁,人员流动减少,导致汽配店、修理厂生意惨淡,汽车后市场也面临巨大挑战。


越来越多汽配人陷入焦虑,“疫情反复,实体店的生意该怎么做?”成为了汽配人共同的难题。


在此大环境下,活下去的信念和不断的创新是企业活下去的良方。



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的这家华雄汽车维修站,8年来从无到有,靠的就是‘要做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信念和“生命在于折腾”的毅力。



本次我们采访了华雄汽车维修站的老板-高海华,让我们一起来看下高海华经营的这家汽配店是如何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汽配行业脱颖而出的。

❻ 中芯国际是外企为什么总说中国芯

因为第一大股东为国资。在芯片行业,国外对中国的限制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对中国的限制还是中国企业的限制,他们都有相关的协定。

因此,中国高科技企业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是完全性的自主研发,即通过这种方式去突破相关的技术封锁。第二就是在外国建立公司,例如开曼群岛等等,然后再国资入场进行收购。

(6)中国芯股票老板扩展阅读

中芯国际是外企的原因还是因为国外对中国的禁令导致的,一方面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在美国的主导下签署了《瓦森纳协定》,这个协定限制了先进材料、电子器件、军品等各种商品或技术的出口。

而我们就是禁运国家。另一方面中芯国际本身只有是外资企业才能购买相关设备和技术,不然拿不到美国的出口许可。

中芯国际向全球客户提供0.35微米到45/40纳米芯片代工与技术服务。除了中芯国际高端的制造能力之外,我们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晶圆代工解决方案,以一站式服务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从光罩制造、IP研发及后段辅助设计服务到外包服务(包含凸块服务、晶圆片探测,以及最终的封装、终测等)。全面一体的晶圆代工解决方案务求能最有效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同时最大降低成本。

❼ 国内有哪些公司可成长为芯片巨头

你好,根据我的预测:第一梯队是海思、中芯国际等;第二梯队是汇顶科技和兆容创新和紫光等;第三梯队是乐鑫、恒玄科技和ASR等。

一、首先我们来说说芯片半导体行业领域的特殊性

紫光展锐:这也是国字号的招牌,目前基本功特别好,招聘的人才也都是属于国内行业大牛。不过虽然出身特别好,又有钱,目前正处发展阶段,在技术领域方面做的不错,但是仍然是存有空间,暂时处于第二梯队,但是前景是光明的。

乐鑫:其实它就是个把非常的简单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个典型公司。全球那么多做wifi芯片的,乐鑫的wifi芯片是属于价格最低的,文档最全,代码最整洁的。用这家公司做了产品后,发现在Wifi低端领域,已经没有人能够与乐鑫抗敌了。芯片领域就是如此,只要你把很小的一块领域做到极致,就能拥有一席之地的。

恒玄科技:它是属于耳机的芯片领域,而且是神一样的存在公司,才成立短短几年,居然已经把芯片做进入了主流的手机公司,比如华为,三星,oppo,vivo,小米。

ASR:这家公司的老板原来是RDA的大老板成立的,公司继承了马维尔的遗产和RDA的血脉,可以说是非常有战斗力的公司。不过,这家公司的动作有点慢,未来的情况属于以上几家中变数最大的一家公司。目前只能处在第三梯队中有待观察。

总之,国内的芯片领域公司多如牛毛,而且还有很多潜在巨头不能一一罗列,目前三个梯队只是截选部分芯片领域细分的分析而已,让我们看到芯片领域的巨大市场,未来能够成为行业巨头肯定不少的

❽ 施振荣资料

施振荣,生于台湾西海岸,童年饱尝生活艰辛。考取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获硕士学位后加入荣泰电子公司任设计师,1976年创办多技国际公司,后改名宏基公司。1981年开始生产自创的品牌机,1988年宏基电脑成为热门产品,1992年施振荣再造新宏基,1995年获《世界经理人文摘》全球15位最创时势的企业家,1996年被《商业周刊》选为全球25位最佳企业总裁之一。

主要业绩

●自创台湾第一个着名电脑品牌并跻身于全球七大个人电脑公司。1995年推出“渴望”多媒体家用电脑,风靡全球。

●“人性本善的企业文化”典范。

管理精粹

●“宁可失去控制赚钱,不愿控制而赔钱。”施振荣谈宏基经营风格。

●“龙梦欲成真,群龙先无首。”宏基企业文化的写照。

“杰出的管理才能与别致新颖的企业文化为业界提供了参考。”

商业周刊1995

挑战世界的华人企业家

施振荣常说的一句话是:“宁可失去控制而赚钱,不愿控制而赔钱。”在1995年初,宏基的“集团交流大会”上,施振荣特别喊出“龙梦欲成真,群龙先无首”的口号,揭示宏基分散式授权管理的真义。也就是说,经营者的角色会随时间演变不断调整,因为戏不是只有自己在唱,重要的不是自己粉墨登场去赢得掌声,而是要让或不断唱下去。

施振荣认为,创造世界一流的华人品牌已是全球华人共同的期望。宏基的成功证明,自创品牌绝非华人企业达不到的理想。

同为岛屿之地,日本拥有许多在世界上如雷贯耳的品牌,从日立、本田到东芝、丰田,而中国台湾地区则以加工大本营着称,默默无闻的工人大量生产零件乃至整机,最终却顶着别人的牌子出售。如果为台湾的制造能力打分,大约得70~95分,研究开发能力次之,介于30~70分,营销能力也许只有5~30分。由此,大量生产的产品没有有效营销,只能靠杀价竞争,更无法摆脱低品质形象。

所以,请世人注意,台湾现在有了一个着名品牌,它就是宏基电脑(Acer)。在过去几年中,这家公司像台风一样来势凶猛,跃居全球第七大个人电脑公司,并成为台湾最大的自创品牌厂商。

并且,宏基的风力还在加大。1995年宏基大约制造了400万台PC电脑,相当于1994年的两倍。年终结算时,宏基的销售额比1994年增长了60%,达到50亿美元,利润提高了50个百分点。在利润激增的刺激下,宏基的股票在过去两年翻了4倍。宏基成为亚洲走势最红的股票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1995年9月,公司推出“渴望”(Aspire)多媒体家用电脑,风靡整个美国市场。1996年,宏基提出新目标,即公司2000年达成营业额新台币4000亿,并在跨入21世纪时,在全球拥有对家上市公司。1997年则是“消费性电子产品年”,宏基宣布进入第三次创业阶段,专攻高科技消费性电子产品,策略是“提供新鲜科技,让每个人,每个角落都能享用”。这个策略的目标,是使宏基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品牌,这也是宏基的一个“龙梦”。

◇信奉挑战哲学

推动这一切的是53岁的施振荣,宏基的创始人,一个信奉挑战哲学的企业首脑,现在已有了拓展销售的新途径。他发现当今的电脑巨人包括苹果、康柏和惠普等公司都要从原件制造商那里购买存贮芯片、驱动器、显示屏及其他部件,而后再印上自己的品牌标志。施振荣认定宏基应从原件制造开始。现在宏基出品的笔记本电脑通常被印上了日本公司或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商标。原件制造为宏基赢得了29%的营业收入。当然,宏基也生产自己的品牌电脑。施振荣把自己的经营方法称为“快餐战略”。宏基保证为每位零销商提供“最新鲜的配料”。宏基设在台湾和马来西亚的生产厂以及设在曼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装配厂可以随时为零销商就近提供最新的技术服务。这不但降低了运输成本还使得宏基能够以比康柏低5%到10%的价格称霸全球。由于建立了完善的产销构架,宏基几乎不需要依靠任何一家原件制造商就可以生产出最热门的电脑。施振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电脑款款都是经典之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电脑就像麦当劳的汉堡包一样脍炙人口。”

美国的《财富》杂志称他“集优秀的工程师,传统的中国生意人,先锋派经理与国际企业家于一身,有远大的理想和宽阔的视野”。他的生活方式不装腔作势。穿着双排扣西服在记者摄影机镜头前神态自若,谈笑风生,一切都那么随和、自然。他的财产达2.2亿美元,完全买得起名牌箱包并在机场雇用搬运工搬行李,但他每回出行,却总是使用带轮子的塑料旅行箱,自己拖来拖去。当台湾许多老板身居安装钢板的豪华宅邸,其警卫森严的办公室需刷卡才能进出时,施振荣却安于小小的办公室,家里没有佣人,日常把散步当作运动,并不忘以使用过的纸张背面来书写。

但他不是吝啬鬼。作为老板,他对下属的错误极为宽容,当一个经理不慎给公司造成十几万美元损失时,他把这笔钱当作应缴的“学费”。他对员工充分信任,宏基工厂的工人上下班从不需要打卡。12000名员工都可以喊他的英文名斯坦(stan)(就像大多数的中国生意人为了在国际商务会议上方便与西方人交流,施振荣也取了个英文名)。中国传统的习俗是上司与下属界线分明,上司很少留意下属的观点,但施振荣开创了一个“以下试上”的做法,即在招聘和提拔干部时,允许下属面试上司。

施振荣认为:企业的存活,比人延续生命要难许多,因为企业是由一群生命组成的,出错、失控的几率比单独一人大得多。仔细想想,一个人的成长必须接受许多教育,那么,企业所受的教育应当更多才对。实际上,企业领导人一定要舍得为员工的成长付学费。

当公司赚钱的时候,也就是有能力缴学费,从错误中学习的时候。世事往往如此,在处于顺境不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就不会想到培养人才,而一旦发现必须求助别人,再去培养人才时,为时已晚。因此,为了在需要时有人可以依靠,就必须在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时候培养人才。施振荣说:“宏基未来要面临那么多未知的挑战,如果不自己替自己付学费,谁来替我们付学费?又如何能突破瓶颈?我想,我大约是台湾付出学费最多的企业负责人。”

施振荣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他的想象力。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新的跨国公司,通过“三大赢的策略”来实现,即用以改造流程的“快餐店模式”(fast food model)、用以改造组织的“主从架构(client-server organization strucwe)和在新的经营学下产生的“全球品牌,结合地缘”(a global brand with alocal touch)。

建立这个全球性的高度自治的宏基集团,核心是“当地股权过半”。即海外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由当地人拥有,并由当地人经营。这个目标第一步便是抛出宏基国际电脑公司(宏基的子公司)37%的股份(ACER Computer International),股票出现在新加坡的证券交易所榜上。施振荣打算给投资者更多的机会买下宏基的股份,通过以后的5年内在美国、欧洲和拉了美洲建立19家子公司来实现这一目标。一位资深的美国市场分析专家对施振荣这项计划印象深刻。他认为施振荣的“全球名牌,结合地缘”的经营方式是很独特的。就像施振荣所希望的,如果当地的电子配件销售商买了宏基的股份,便极大地刺激他们在当地的商店里促销宏基电脑。

施振荣的雄心不仅局限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化管理模式。他也梦想扩展在微处理器基础上大量生产新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些新产品包括数码电话,价廉物美的传真机。他将准备引进一种新的多媒体放映机,这种放映机集电视、电子游戏机和光盘放映于一身。施振荣的目标便是要“挑战日本在消费性电子行业的霸主地位”。

◇人性本善的企业文化

像许多领袖人物一样,施振荣的少年时代充满坎坷。他出生于台湾西海岸的港口城市鹿港。他家很穷以至于他上了高中后才穿上皮鞋。父亲在他3岁时就因病去世,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对他一生影响很大。为了谋生,母亲卖鸭蛋、文具、织毛衣、甚至一度摆起槟榔摊。施振荣成功后,不止一次提到他童年时卖鸭蛋的经验。

他曾经帮着妈妈在店里同时卖鸭蛋和文具。鸭蛋一斤3元,只能赚3角,差不多是10%的利润,而且容易变质,没有及时卖出就会坏掉,造成经营上的损失;文具的利润高,做10元的生意至少可以赚4元,利润超过40%,而且文具摆着不会坏。看起来卖文具比卖鸭蛋好,其实,施振荣讲述经验说,卖鸭蛋所得远比文具多。

鸭蛋利润薄,但最多两天就周转一次,文具利润高,但有时半年一年都卖不掉,不但积压成本,利润更早就被利息吃掉。鸭蛋薄利,但是多销,所以利润远远大于周转慢的文具。施振荣后来将卖鸭蛋的经验运用到宏基,建立了“薄利多销模型”。

除了能在数学上得A外,小施振荣其实是一个十分害羞,并且尽量避免在课堂上说话的男孩。但是他的母亲不断地刺激他要具有冒险精神,并曾把他送到台北,让他独立生活上几个月。施振荣于1964年考取了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在那里他成了一名学生领袖。作为班上最拔尖的学生,他创建了摄影、桥牌和网球俱乐部。施振荣回忆道:“我学会了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和组织活动,由此我获得了自信和提高了知名度。”现在,施振荣的母亲与他一家生活在台北,母亲仍掌管家务,并且一直给他提出很多建议。

施振荣在197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便在荣泰电子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担任设计师。荣泰电子公司是由一个家族经营的公司。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这个公司的衰落,让他改变了对台湾商业文化的观点。曾经兴隆的荣泰公司因为其家族成员纷纷抽资到属于自己的公司去,导致了荣泰的倒闭。施振荣说道:“中国传统的家族公司总是把公司的资金与家族的钱混在一起,也很少听取下属的意见,所以我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经营方式。”

1976年,施振荣与一些朋友以25000美元起家创办了多技国际公司(MultitechInternational)。后又改名为宏基(Acer),它取自于英文单词尖锐(acute)和锋利(Shmp)的拉丁词根。公司最初投资在微处理芯片上。施振荣是属于最早看出微处理器潜力的技术人员之一。微处理芯片已是今天PC电脑的核心,它推动了新的工业革命。在等待这场新技术革命到来的时候,宏基只是设计一些流行的电子产品,像掌上型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产品,施振荣通过与技术人员分享技能和利润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毕竟,他们是宏基最早的投资者。施振荣的母亲与其他家庭成员也纷纷投资,为公司出力,但他们并没有受到特殊的优待,在创业初期,施振荣和其他员工每天都要工作14个小时。

现年51岁的叶紫华在大学里念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嫁给施振荣后,她也是宏基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俩就像创办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的德威特夫妇一样。在创业初期,叶紫华管理账本,也曾在顾客来到之前清洗一层一层的楼梯,也曾坐在摩托车后面四处收钱。现在她仍是宏基的财务督核。宏基现在委托一家国际会计事务所来管理财务。由于受到荣泰电子公司倒闭的影响,施振荣不准其他的家庭成员进入宏基工作。他曾许诺不会让他的三个孩子在学业完成后进入宏基。

施振荣常说:“宏基能够快速成长,从有形资产来看,是靠员工投资筹集大多数资金(前七年百分之百由同仁投资,1988年股票上市时尚高过七成);从无形资产来看,是同仁的高度向心力。而紧密结合公司与同仁的力量,就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群人共同的价值观。它的产生,除了要有相同的目的、理想之外,对做事的原则和方式也必须认同。它绝不是口号,而是日常的实际行动,但它需要口号作为沟通工具,因为有效的沟通有助于共识的达成。因此一般而言,人数愈少,愈容易凝聚共识,反之,人数愈多,就愈不容易达成。

宏基今日的企业文化是从草创期11个员工的小规模开始营造。有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44岁的刘子龙现在是宏基国际电脑公司的经理,他回忆道:在创立宏基的第二年,他去应聘工程师职位,当时施振荣就曾坦诚相告:“宏基薪水不高,但微处理器一定有前途;宏基能不能活下去,我也没有把握,但我相信只要你努力,即使宏基倒闭,到处都会要你。”刘子龙说:“这就是施振荣的风格,他总是很坦诚的把真实情况告诉你,即使对公司的合作伙伴也是一样。”与施振荣一起创立公司的副总裁黄少华说:“施振荣从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除非你同意或愿意去做。”

当时,大学毕业的同仁进宏基工作,月薪才不过5000元新台币,在同业间是相当低的,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因此退却,每当提起微处理器时,他们总是兴致勃勃、眼睛发亮,那时,宏基是极少数从事这个先进行业的公司。

这是宏基“姜太公钓鱼”的用人哲学。过多的承诺,往往造成员工错误的期待,而只要宏基训练的员工,符合未来社会发展所需,一定能吸引有抱负的人才到宏基来“自讨苦吃”。宏基企业文化所以能够落实,就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交卷的成果往往比最初的承诺更多,员工才能一直维持高度的士气与向心力。

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有许多的梦想,但往往在发现实现愿望非常困难时,就轻易地放弃了。而宏基的企业文化,就是要积极地让员工充分表达实现愿望的企图心。

宏基的企业文化,几乎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例如,因为对“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创业精神的认同,宏基喊出“小老板的成就”,以员工人股制度让同仁分享当老板的成就感;由于深感过去师傅授技艺“留一手”的心态不足为训,宏基深植“不留一手的师傅”观念,希望主管都能尽心培养部属,传承知识。再如“接力式马拉松”,则为了矫正过去台湾企业短视近利的积习,期许同仁“在岗位上全力冲刺,交棒时圆满完成任务,使公司永续经营”。

早期,宏基的企业文化缘自创办人的共同信念,虽已在员工间形成共识,但比较没有体系。在宏基成立的第10年,他们归纳出4点——人性本善、平实务本、贡献智慧与顾客为尊。

从创立的第一天起,“人性本善”就一直是宏基最重要的企业文化。施振荣认为:当同仁被尊重、被授权的时候,就会将潜力发挥出来。

施振荣形容:“宏基以制造电脑闻名,也以制造百万富翁闻名。”1988年,宏基电脑股票上市,跻身百万富翁的同仁有上千个,千万富翁则有上百个。在全世界科技业里,股权像宏基这么平均而分散的,可说绝无仅有。施振荣说:“宏基从集体创业开始到推动员工人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意是,我要让同仁知道,虽然我是‘龙头’,但不是老板,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伙计。”这是宏基建立互信基础的关键所在。

◇错误的任命

施振荣之所以不愿意以老板自居,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决策者自认为是老板,就会希望部属看他的脸色办事,但资讯业是个快速变动的行业,如果大家不能对自己负责,成天看老板的脸色才有所行动,发展方向很容易被误导,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归根究底,要让同仁能够自我负责,决策者必须先信任同仁,否则部属永远还是看脸色行事。这也是宏基将“人性本善”列为首要企业文化的意义所在。

在这种和睦的企业文化环境影响一卜,宏基的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1981年,宏基出品的学习软件“微型教授”,一经问世,就风靡全球。1981年施振荣的快乐兵团依靠用英特尔386微处理器组装的32位数PC机在与IBM市场竞争中勇拔头筹,其成绩仅次于康柏,同时,为打破台湾电脑制造业仿造成风的局面,施振荣坚持在宏基大旗下生产自己的原装品牌机。1988年宏基电脑开始成为市面上热门产品。

这种来得太快,容易使人沉醉的成功几乎弥漫了整个公司。鉴于宏基在80年代末的高速发展,施振荣又招募了一批新的高级主管——此项举措破坏了宏基原有的企业文化精神和凝聚力。正如他后来承认“超过我们能力”的宏基全球扩展行动使得公司从1990年到1992年陷入创立以来的第一次财务危机。一位在宏基工作多年的中层管理人员回忆道:“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太多争吵的痛苦历程。”

麻烦是从1989年4月施振荣任命刘英武为宏基执行总裁开始的。刘英武,普林斯顿大学计算专业博士,曾在IBM公司的一个软件开发实验室担任电脑部主管达20年之久。他是在美国电脑界最有声望,职务最高的华人。施振荣很器重他,高兴地称他为宏基全球扩展的“秘密武器”,并把经营决策权交给了他。刘英武一走马上任,就马不停蹄地把IBM的企业文化精髓“中央集权”灌输进宏基。他总是召集经理们开马拉松式的会议,让他们听从他的决定。一位经理回忆道:“强迫大家同意总裁的观点与以前宏基的风格大相径庭,所以很多人便离开了公司。”

刘英武的独断造成了宏基以后一系列的失败。就拿收购德国公司来说,施振荣原本打算只买当地子公司一半的股份,但刘英武却坚持按照IBM的方式购买100%的股份。其结果呢,施振荣说道:“我们把德国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变成了普通员工,公司开始出现亏损。”同样致命的错误也犯在购买美国一家微机公司上,宏基以9000万美元高价买下这家公司,但却陷入了怎样分派原有公司的经理们的解雇费的困境中。收购的这家公司改名为宏基美国公司(Acer America),它的经营不善很大一部分归咎于总部3年的财务亏损。宏基很快变成一个不断争吵的阵营。在台湾本土出生的经理们仍听命于刘英武。随后又招聘了9个高级经理充人宏基的高级管理层,称之为“伞降部队”。

由于经营不善,许多员工纷纷抱怨刘英武。最大的抱怨来自施振荣的妻子叶紫华。施振荣以他一向的坦诚回忆道:“我的妻子批评最多,我们总是争吵。我知道公司陷入危机,但总得给别人机会,所以我支持刘英武。但她听到的是下面经理们对他的抱怨,并且感觉到公司即将被榨干血汗。”叶紫华也承认:“施振荣没有看到真相,所以我随时都和他争吵。”

施振荣逐渐也意识到对刘英武的任命是一个错误。他说道:“我认为IBM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电脑公司,刘英武理所当然比我更有能力和经验。但他不是企业家,我对他授权太多了,太早了。”但是施振荣没有因为公司出现的财务亏损而责备刘英武。而他自己在1992年6月向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长职务。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辞职并公布了一个联合声明:我们钦佩和相信施董事长的杰出的领导才能。不久,刘英武和其他9个“伞降经理”离开了宏基。

刘英武现在是美国旧金山一家Walker Interactive软件公司的执行总裁。他承认他在宏基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强调他在宏基建立的全球战略和训练管理人员,是宏基今日成功的基础。他说:“我现在晚上睡得很安稳,看到他们比我经营得好,我在宏基所做的一切也没有白费。”

重新掌舵的施振荣停止了对IBM公司的仿效,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塑宏基。他说:“为了改变经营策略,IBM、康柏、DEC都不得不换新的执行总裁。宏基的方式好得多,是管理者来改变经营策略。”

◇从什么都做,到什么都卖

刘英武离开宏基后,施振荣进行了改革,把宏基转为由一系列独立的子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市场价值达20亿美元。这些子公司互相合作又相对独立。拿生产显示器和键盘的Acer Pe ripherals来说,这家公司的经理们拥有最多的股份和决定权。它卖零件给另一家子公司,宏基国际电脑公司,如果产品价格过高,则宏基国际电脑公司可以不买它们的产品。正如施振荣所说:“我在集团内部建立了一种危机感。”现在宏基国际电脑公司的37%的股份由外人掌握,它将更加独立并且自作决策,可以不听从总部的意见。

在1991年财务危机之前,施振荣就开始有这种想法。他40%的时间都花在出差上,但在其他地方总吃不到比台湾更好的中国菜。他很奇怪为什么中国菜不能像麦当劳的汉堡包一样在全世界品质一样。他也注意到采用台湾主板的兼容电脑商,全世界到处林立,但厂商品质参差,没有品牌形象可占,就好像遍布全球的中国餐馆,没有统一的品牌和质量。他形容这些产品是“垃圾”。那时,宏基也是在台湾组装PC机,以便施振荣能监督质量。“为什么宏基不能贩卖新鲜的电脑?”施振荣想。

在此理念下,宏基由系统发展模式转为零件发展模式。从1992年下半年起,宏基已极少出口全系统的产品,除了电脑外壳海运外,显示器、键盘等可能从宏基在海外的工厂出货,软硬驱动器由供应商从世界各地工厂就近支援宏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34个据点,主机板等附加价值较高的零件则依订单的规格随时从台湾空运到据点。

“以前宏基什么都做,现在宏基什么都卖”,施振荣说,“什么都做,小量多样,经营效率陷入恶性循环;什么都卖,让自己跟自己竞争,经营效率走上良性循环。快餐式经营模式让宏基脱胎换骨,从以前赚劳力钱为主,改为现在赚脑力钱为主,宏基现在赚的主要是大量生产、营销和形象的附加价值。”

宏基最成功的市场之一是在美国。即使是前几年公司不景气时,施振荣仍抵住了董事会的压力,没有关闭宏基美国公司(Acer America)。他说:“我们不能失去美国市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宏基美国公司在宏基1995上半年的销售量中占了27%。像Best Buy,Computer City,这些美国最大的电脑零售公司的柜台上都摆有宏基出品的最新的墨绿色的多媒体桌面系统和引人注目的声控软件。这些软件使用户摆脱了繁琐的键盘录入方式,而只需要对着麦克风说出他们的命令。据数据显示,截止1995年6月,宏基18个月内在美国的电脑销售量翻了一倍,占了美国市场的7%。

宏基目前最盈利的项目是与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 ments)合作生产存储器。这个项目投资2.4亿美元,这对当时亏损的宏基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可喜的是这项投资回报甚丰。德州仪器的董事长杰端·R·杰克因说:“斯坦(施振荣的英文名)对这项投资的远见保障了对DRAMS的供应。”宏基购买一半的产量,德州仪器公司则在全球销售另一半的产量。这项投资使宏基在1995年获利45%,营业额为2.05亿美元。

施振荣的下一个宏伟目标便是使宏基的年营业收入在世纪末翻一倍,达到100亿美元。由于施振荣杰出的管理才能,1995年,《世界经理人文摘》评选施振荣为全球15位最能创造时势的企业家;次年,他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全世界25位最佳企业总裁之一。曾为挽救宏基心力交瘁而昏倒在住宅电梯里的施振荣“笑在了最后”。

❾ 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华尔街出自

杜猛:“中国芯”概念的最早提出人

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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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前就有一批人星夜兼程、艰苦前行,他们担当起为自己、为公司、为国家的生存打造“备胎”的任务,担当起赢取市场的责任,并为自己的研究起个名字叫“中国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防止被“卡脖子”,防止有一天别人可能给我们断粮。而这些芯片,没有市场而且挣不到钱,甚至一辈子都用不上,可是他们仍然努力在为完全中国人自己掌控的芯片工作着。
中关村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40年来,中关村从京郊一个小村,成长为享誉全球、影响世界的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有超过2万家高科技企业在中关村蓬勃发展,其中高新企业1.3万家,上市公司320多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618家,独角兽企业近70家,创造着数以万亿计的年产值。
截至目前,中关村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8万件,累计主导创制发布标准7858项,其中国际标准330项。仅2017年,中关村企业就有51项(通用项目)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36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关村从“电子一条街”到“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从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到全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紧跟技术革命浪潮,突破体制机制束缚,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发展之路。
重提中关村,跳不过“92派”,总结一下“92派”留给我们的经验,这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如火如荼的“双创”活动。而“下海”那拨人,是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他们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在我们共享中关村辉煌成果的今日,我们选择当年“下海”其中之一杜猛,看他如何用行动诠释“中关村精神”,展示中关村孵化出来的一个“斗士”的无上荣光。
最早的“下海”
早年的创业不叫“创业”,叫“下海”。新中国的第一波“下海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主流的创业者以“个体户”为多,大多是城镇待业人员,被逼无奈自谋生计,算是被动创业者。
1984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和珠海等地,在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全民大讨论中,用自己的“脚印”投了一票。是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在酝酿出台。在这一背景下,“创业潮”以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解放思想、搞活商品经济为主,一路高歌猛进。
这一年,一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敢者集体开拓了中国公司元年。从那时候算起,中国共有七、八次创业大潮,每一次大潮都有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离不开政府和政策的引导,更是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早年的创业潮带有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烙印。在中关村创立了声名显赫一时的“两通两海”即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接催生了中国知识经济学者和“下海”的高收入群体,彻底扭转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等现象的局面。政府对留学生“都可以回来”的表态,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诞生了一个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即“海归派”。
1992年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及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低层干部中出现了一次“下海经商”热潮,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亚洲周刊》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或“停薪留职”,加上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当年有40万人“下海经商”或“停薪留职”及彻底“辞职”,全国共计约50万人加入了“下海”队伍,推波助澜,闯入商海。
我的“中国芯”
杜猛现任中企资本联盟主席。作为60年代生人,杜猛遵循的原则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1983年4月10日,杜猛在钓鱼台国宾馆现场见证了中德双方出资比例各占50%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草约签订仪式,后生产的“桑塔纳”几乎成了“国民车”,这一里程碑事件催生出台了《中外合资企业法》,也影响着“小青年”杜猛。
受92年南巡讲话的影响,杜猛放下“三尺讲台写春秋”的传统思维,于1994年5月从学校事业单位编制教务科长岗位上“停薪留职”后,加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三九集团二级单位工作,同时,边打工边创业,拿着高薪补到创办的公司上去,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旁边的“新奥公司办公楼上”租了一间房做试验室,又请他的哥们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樊会文博士,帮他在人大西门附近新浪公司所在的小区里租了套一居室住宅做办公室,支付了1500元中介费,建了“中企实用性芯片试验室”和“地平线”公司。接着又在中央财经大学附近的孟州市驻京办事处租了一间房子,找到后来发展成金融大鳄的“涌金系”老板魏东做合伙人,拉了几个教师和几个研究员参与,就这样,试验室和公司都开张了。
英雄,大都是在以卵击石中产生的。杜猛当时并没有雄厚的资本,但没有多少犹疑,他就把自家准备买房的钱、和魏东一起炒股票挣来的钱都投了进去,决意背水一战。
DSP芯片,也称数字信号处理器。它是应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DSP芯片之后,芯片开始得到真正的广泛应用。一开始,杜猛他们先搞单芯片雷达系统产品贸易,又推销其产品在汽车中的广泛应用。后来换代成集成电路装配单芯片产品系统的解决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研鏖战,他们完成了“实用性模仿芯片解决方案设计”,并起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芯”。
“中国芯”这个名字,曾有三个备选名:中关芯片、后羿芯片、中国芯。当时,香港歌星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唱遍祖国大江南北,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杜猛灵机一动,提出了“中国芯”这个名字,得到大家一致肯定,杜猛他们都期望自己的产品也能够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无疑,杜猛他们是最早提出“中国芯”概念的那一拨人。对于“实用性模仿芯片解决方案设计”亦即杜猛的“中国芯”的意义,杜猛打比方说:这就像给芯片市场推广打通了一个隧道,让后面的人从此得以通过。过去面对这个关键点,别人都选择绕道走,因为必须有人趴在地上,才能通过这个关键点,而杜猛他们就做了趴在地上的人。
其实,何止趴在地上,为了“中国芯“,杜猛还曾差点丢了性命。1995年10月25日,杜猛与合作伙伴冯长科从武汉开了一夜车,于凌晨7:50快到北京杜家坎时,因车制动抱死,车子翻过隔离带飞到了马路对面。万幸的是,杜猛和伙伴毫发无损,甚至杜猛连戴着的眼镜都没掉下来,杜猛打趣说:是老天爷眷顾中关村创业的人呐。
所谓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杜猛的“中国芯”产品并没有销遍大江南北,“中国芯”的名字却红遍祖国大地,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名词。这期间,“中国芯”被广泛应用,国家项目和国有资产参控股的公司索性将“中国芯”作为自己研发的产品的名字,目前,科技界芯片研发群体中的民营队、国家队、华侨队都在搞“中国芯”。这样,海内外、举国上下就都有了一颗“中国芯”。此情此景,让杜猛感到与有荣焉。
后来,有了CPU,接下来有了GPU,现在有了AI。杜猛他们体会到芯片的研发不是短期行为,不是靠钱能砸出来的,需要资金长期投入以及巨量的经验积累。1995年底,杜猛因故退出创业公司,计划出国充电镀金,他想到先进国家去学学看看。于是把公司移交给合伙人,暂时终止了中关村创业生涯。
杜猛因此称,为了“中国芯”,他们实际上既算是“先驱”,也称得上“先烈”。
“两个半软件公司”
2000年的时候,中关村曾有一个传说叫“两个半软件公司”, 一个是北大方正(激光照排),一个是王码公司(五笔字型),半个是北大高智(CPU芯片技术研发与通讯及其完整解决方案公司)。——这两个半公司的强烈愿望是追求完全中国人的自主知识产权。
话说1999年初,杜猛重返中关村,他找到北大王选教授,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成为北大方正顾问,但并没有如愿担任公司要职。
2001年在北大产业办主导下,杜猛担任1994年成立的“北大高智研发中心”校企联合改制工作组组长,参与校企国资混改,并担任重组后的“北大高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再次投入芯片研发与经营的杜猛,放弃了自己参评正高职称的机会,把名额让给了同事,全心全意再次向芯片界进发。
北大高智曾拥有一大批顶尖的计算机学博士和软件开发团队及其资本运作能力,与“巨大中华”都打过交道。“巨大中华”是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简称。高智公司还拥有3个一流的合作试验室,45个技术专利项目,广州、上海等6个分司,2个合作生产基地。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产权“不清晰”,未能有效评估,实际资产远超注册资金。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消费国家,全球50%的芯片需求在中国。所以,中国如果说自己的芯片技术是世界第三,那么没有人敢说是第二。我们缺少的是世界一流核心技术,而不是一般实用性单芯片技术。北大高智同期,我国有很多芯片课题组,致力于“中国芯”的研发,目标当然是CPU智能芯片。
人们形容到中关村“下海”是九死一生,而存活率最低的领域则是做芯片。有一句话叫: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华尔街,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去华尔街。做金融如此,做高科技也是如此,尤其是核心技术更是如此。你爱一个人让他去做芯片,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去做芯片,你要让他一事无成就鼓励他去玩芯片。芯片不是炙手可热的资本风口,干这一行就等同选择了冒险精神和直面残酷无情的现实,不仅要忍得起低调沉闷加寂寞,而且要能耐受“地狱般的”心理磨练,和常常让你欲哭无泪的可怜光景。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杜猛当年的切身感受。
杜猛在他的哥们儿、北大电子学系副教授郑大春博士的帮助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北大高智的改制重组,他又陆续邀请他过去的部下、中科院表面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叶尚云博士加入并担任北大高智副总负责组织国内的技术团队,哈佛的黄冲博士负责组织国际团队,在华尔街混了十几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黄云博士组织境外融资团队,麻省理工的黄涛博士负责组织美国谷硅的芯片技术研发团队,北大电子学系黄珏华博士负责处理原高智的遗留问题……;又想办法与上市公司京西旅游合作,寻求山东鲁能集团党委的支持;与美国《自然》杂志建立联系,意在获得前沿科技市场转化成果;杜猛还曾找到我国实业家、教育家陈嘉庚先生的孙女儿,邀请她到北大校企调研,联手研发芯片;请斯坦福的邓敏博士回国负责上海公司,派自己以前的办公室主任李海燕、秘书陈贵到烟台与建委和中俄基地合作创建北大高智烟台公司。“中国芯”的寓意深刻且形象,北大高智是北京大学对外技术输出公司,他们与众多公司一样都有一颗“中国芯”。北大高智又是研发型公司,北大高智人都是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所以杜猛偶尔也请当代诗人汪国真等到北大逸夫楼高智研发中心,与技术专家们作诗吟赋,畅谈人生未来以调节公司的沉闷气氛。
北大高智同时是美国四大芯片供应商之一的英特尔中国区的总代。
杜猛就这样上窜下跳地做铺路石,当挖掘机。
遗憾的是,你在通宵达旦忙碌之时,对手也在夜以继日地前进。不久,高通、TI等国际大企业相继发布了多媒体功能的单芯片,震惊业界,令许多埋头实干的科技公司感到绝望而被迫选择放弃芯片研发。
这些令人泄气的消息,也让北大高智的一群技术博士和青年骨干低下了沉重的头颅。本来他们通过努力拥有了自己的科技成果,但当看到被国外巨头不断超越常常只能望其项背时,强者的自尊,斗士的伤痛,竟一齐涌来,忍不住化作满眼泪。
中关村陷入英雄悲情。一时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成为当时业内的“笑话”。此后,国产芯片一度无人问津,研发停滞不前。
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就芯片而言,杜猛认为,虽然中国规模科技公司在芯片的研发上都有着不错的成绩,但目前芯片的制造仍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短板,杜猛甚至不无痛心地比喻中国芯片好比科技界的“中国足球”。
贴着“中关村”标签的神话
杜猛一再强调自己算不上铁肩担道义的英雄,他只是个关键时刻敢于为事业破釜沉舟的汉子,也是个有时候又不得不顺势而为的普通奋进者。
没有英雄的故事毕竟就像画龙忘了点睛。试想,当年如果没有王永民的五笔字输入法,我们中国人存在被信息社会淘汰出局的可能性。五笔字型输入法自发明36年来,没有被新的输入方法颠覆已经证明了它的科学生命力。至于王选 的激光照排和杜猛的“中国芯”,那是中关村里完全属于中国人的知识产权。中关村人闯入了外国人设计的26个字母组成的键盘,同时,激光照排让我们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的时代——这些,历史不会忘记的。
杜猛跟他同时代的那些中关村先驱们一样,都已成为贴着“中关村”标签的神话和传说。他们参与改革也推进了变革,他们勇于探索不畏艰险的精神,恰如追日夸父。而他们当年寻梦的桃林里,一直活跃着前赴后继的追梦人,并且早已不再仅限于一个“北京中关村”,这既让杜猛感到欣慰,又让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代代中关村人都有着同样的“中关村精神”,他们坚信,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让中关村超越硅谷,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的第一示范区,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具创造动力的创新大国。
无论是早期的中企芯片人,还是后来的北大高智人,他们对芯片都有一种“死了都要爱”的痴迷。也许这首由柳传志作词,刘欢演唱的歌曲最能代表杜猛们的心声:
那一天
我不得已上路
为不安分的心
为自尊的生存
为自我的证明
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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