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融危机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
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
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
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
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
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
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
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
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
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
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
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
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
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
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
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
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
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
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
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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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索罗斯为什么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成功获利
进入1997年,一直风平浪静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宁,5月以来,外汇市场更是倾 刻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泰铣、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不断大幅贬值,印尼盾、新 加坡元等国货币也未能逃脱这一大劫难,均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关国家的 中央银行采取了种种应急措施,打击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货币投机行为,千方百计地维护本国 市值稳定,却事与愿违,屡施各种方策之后仍无法解脱困局。7月2日,泰国被迫实行浮动 汇率制,一天之内泰铢即狂跌20%。与此同时,眼看就要倾家荡产的泰王国政府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日本、美国等金融大户发出了求救紧急资金援助的申请,使得在泰国酝酿已久 的墨西哥式金融危机终于浮出水面,让世人一睹其面目。
90年代前期,当西方发达国家在衰退中苦苦煎熬,西方文明的殒落似乎就在眼前闪现 之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却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令世界为之惊叹,连那些一向眼中无人的白 人老板也自愧不如,心中充满着嫉恨。
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大跃进,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以求 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21世纪即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 是东南亚的世纪,世界权力的重心从此将向这个渐露雏形的地区偏移,云云。然而,被舶来 的葡萄酒灌了个头重脚轻的东南亚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东南亚过去几十 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而非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因而在如此局 限的增长模式基础上竟相放宽金融管制,与世界顶尖金融强手争吃大金融市场的“蛋糕”, 无疑是在沙滩上兴建摩天文厦,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
这一点,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索罗斯是一个惯于钻牛角 尖及吹毛求疵的人,东南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他的掌心。他一直 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捞一大笔,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跨英格兰式的奇迹。
其实,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劳工素质低下。贸易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上扬,正面临经济过热的 危险;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因超额生产能力、企业债台高筑以及缺乏高等教育和技术劳 工等,将遭遇“成长性的衰退”(Growth Recessi0n),有可能陷入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 之中。克罗斯比公司认为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东南亚企业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 能和公司人员规模,因此造成了“乐观的错误”。有关当局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往 往又会对“乐观的错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届时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 行为高涨,泡沫经济四处膨胀,整个市场被蒙蔽在一片虚假繁荣的七色光圈之中,从而为诸 如乔治·索罗斯这样的“金融苍蝇”创造出绝好的进攻机会。
然而,沉浸在“东亚奇迹”的喜悦和梦幻之中的东南亚诸国,对上述忠告均置若罔闻, 态度类同于对待戈尔茨但那样。这一切,索罗斯一直在心中暗暗高兴。 早在1992年,泰国的经济界人士,特别是金融界人士,就不知从何处冒出了一个奇怪 的念头,以为曼谷应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第二个香 港。在这种简直就等同于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推动和刺激下,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 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大门。果然,外国银行带来了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 大尝了甜头,财源滚滚,乐不可支,并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 多银行一窝蜂似地把近30% 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使房地产业就如同中国北京的小胖子 一样盲目发展,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 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的援引泰国有关方面资料,截 至1997年6月底,泰国金融机构所有的风险债权数额为4860 亿铢,为贷款总额的 31.5% 。更有人估计,泰国金融业坏帐高达8O00亿到9000亿泰株(约合310~350亿美 元)。肆意挥霍低息资本,巨额所需项目赤字极易引发金融危机。1996年泰国所需项目逆 差已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2%,而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债务危机那一年也只不 过为7.8%。这样,泰国爆发危机就实属正常了。
泰国正在玩火自焚,索罗斯向部下发出了信息。从1997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气泡开 始失去了光泽,并很快趋于破灭,外国投资者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便纷纷抛售泰铢。索罗 斯一见时机已到,便浑水摸鱼,亲率国际金融投机大家,集中全力进攻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 堡垒。一时间,泰国金融阵地发发可危,硝烟弥漫,其震动波及到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第三节 进攻!进攻!再进攻
进入90 年代,国际金融市场风暴迭起,危机四伏。经济学家们均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周 围游荡着一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十分明显地感觉得到的“巨手”,一只可怕的魔鬼般的巨 掌。对于这只巨手,经济学家给它冠以了一个比较通俗化的术语:热钱。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粗略统计,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 期证券至少有7.2万亿美元,并且有与日俱增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巨额热 钱的全球快速流动成为可能。要调动巨额资金甚至只需打个电话或接个键盘,天大的交易在 市场上一秒钟之内即可成交,相反,为规避风险。资金的快速撤离也是轻而易举之事。自从 1992年索罗斯率众将英镑打得一败涂地,1994年索罗斯又伙同其他大户在墨西哥大闹天 宫,把这个中美洲最大的国家弄到了几乎要砸锅卖铁的地步,国际社会着实领教了这个来元 踪、去元影的索罗斯的厉害,各国似乎对其均敬畏三分。在索罗斯的率领下,国际金融市场 上的热钱尤如脱组的野马横冲直憧,难以捉摸。当某一地区资本收益率可观时,热钱便会蜂 拥而至,一有风吹草动,尤其达到了目的后,便又会如风卷残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1997年7月25日,咆哮如雷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大骂闻名于世的大炒家乔治·索 罗斯是东南亚货币受投机者狙击从而大幅贬值的幕后“黑手”。各种迹象显示,这位西方金 融市场“传奇人物”统帅套头交易基金组织自1992年狂沽英镑大获全胜之后,早把“猎 取”目标瞄准了亚洲新兴市场,伺机下手。1993年这伙掌管套头交易基金组织的经理们在 马来西亚“小试牛刀”,初露风头。当时,投资者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市值被低 估,看来必涨无疑,于是在索罗斯的号召下,国际热钱开始围剿林吉特,可是马哈蒂尔却偏 不买索罗斯的帐,坚决捍卫低市值的林吉特,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各自统帅一方,在金融市场 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捉对撕杀。1994年1月,马哈蒂尔下令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索 罗斯一看机会无多,无奈只得率各投机大户全线撤退,休兵养马,以备再战。
转眼又过了两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爆涨,繁荣日趋明显。由于通货膨胀节节上扬,景气 过热的威胁不断加重,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 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热钱涌人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再战。创 造了新的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 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人利率比 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一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 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 短期借贷。据新加坡外汇市场的消息,在东南亚各地外汇市场上,亚洲货币远期外汇市场每 日交易总值约达60亿美元,其中泰钵成交量增长最快。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 尔曼发出了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 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令人 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
然而,布尔曼的声音还是没有被听见,这就使得索罗斯最后下定决心,要在东南亚以一 个人的力量对抗国家集团的力量。 面对各国货币市场投机盛行,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对市值的变化率一直在犹豫不决,尤 其担心热钱像流入国内一样迅速流出,从而使汇率急剧波动。但是此时此刻,这只被重新打 开的资金龙头要拧上已很困难了。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已经走到了它们的最后关头。
看准时机的索罗斯出动了。
不过,此次索罗斯及其部下不但显得小心、谨慎,而且还选准了从80年代未已成为地 区通货的泰铢下手。因为印尼与菲律宾利率虽然比泰国高,但印尼汇率经常受到印尼官方人 为操控,比较不易投机,而菲律宾也对外汇市场有较多管制,同样不便放开手脚来大战一 场,以决胜负。相比之下,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自由;除 了利率较高之外,泰铢长期紧盯美元,汇率相当稳定,风险最小:另一方面,泰国经济“虚 假”繁荣景气最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拖垮原来腰包鼓鼓的金融业,因此泰铢市值实际 上也就最不稳定,最易攻破。
索罗斯之所以拿泰抹开刀,这在于看中了上述有利条件,这就叫“擒贼先擒王”,打破 泰铣堡垒之后,就能够彻底扫荡东南亚了。就这样,索罗斯吩咐手下,将资金暗中向东南亚 转移,以便最后时机一俟成熟,便可大举登陆东南亚,将这些尚在美梦之中的人群杀个措手 不及。
索罗斯终于悄悄地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 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手下认为,这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 深层次问题的暗示,便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 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待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 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 最低跃至1 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 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泰国中央银行第一步便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铣;第二步 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抹给索罗斯大军;第 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O00至1500厘。三管齐下,新 锐武器,反击有力,致使泰抹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 当头一棒。
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 术也就莫过于此了,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自己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 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自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东南亚诸 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 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卧薪尝胆达数年之久,此次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先头 部队的一次挫折并不会令其善罢甘休,索罗斯还要三战东南亚。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 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 间,东南亚全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 一片混乱,战局错踪复杂,各大交易所简直就像开了锅似的热汤,人们发疯似地奔跑着,呼 嚎着。
这是一场个人对抗国家的战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结果来 看,则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 面对铺天盖地面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国人只得拿 出最后一招,来个挖肉补疮,实行浮动汇率。不料,这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 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各种反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定在了耻辱的十字架 上了。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其被索罗 斯所宰杀之状,实在令世人惨不忍睹,泰国人更是心惊肉跳,捶胸顿足,责问苍天。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 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索罗斯暗中发誓,此次定要将东 南亚各国搜刮一空,灭了这帮不识好歹之徒企图取西方而代之的迷梦。
闻得索罗斯大军兴风作浪,腾云驾雾不来,其他东南亚国家均倾全力进行了殊死抵抗。 菲律宾抛售了25亿美元,马来西亚抛售了10亿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但在索罗斯的强大 攻势面前却难以阻止比索、林吉特的贬值。同时印尼盾、新加坡元也剧烈波动,一时间,东 南亚货币市场风声鹤吹,草木皆兵。这究竟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前兆,还是金融风暴的尾声? 恐怕谁也不敢妄下结论,其秘密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索罗斯。
继泰国战役之后,索罗斯飓风很快又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刹那 间,印尼即出现了“黑色星期一, 印尼盾大幅狂泄,民众出现了抢购美元的狂潮。自7月 21日以来,印尼盾汇率开始大幅下跌,其降幅已连破历史纪录。从年初到8月20日,印尼 盾对美元已贬值23%左右,远远超出了政府一厢憎愿所制定的每年5%-6% 的指标,贬值幅 度之大,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受汇率影响,雅加达证券市场的股票综合指数也一降再降。 仅8月份头三月就下降了20% 以上,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 会大众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印尼盾贬值后,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以进口原料为主的制造业成本大增, 导致包括汽车、计算机在内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建筑材料涨价,主要日常必需品价格也上 涨了5%至13%。业内经济人士认为,物价上涨将使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从预计的6%以下升 至8%以上。盾市贬值,由于货币利率的区制,各公司债务一夜之间剧增l00%,这样将导 致目前已超过1,100亿美元的印尼外债进一步攀升。
自从泰国抹贬值之后(7月2日贬值了20%),从吉隆坡到雅加达,从仰 光到马尼拉,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货币危机。德意志银行亚太处首席经济学家说: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烟花燃放前的凡个小鞭炮而已。”他 认为,泰国铢贬值而引发的冲击波可能影响到亚洲、东欧以及拉丁美洲十几个新兴国家。
到目前为止,泰国铢贬值的多米诺效应已经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马来西亚 的货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星期五(11日),在投机商的压力下,菲律宾不得不任其货币 比索比价波动,几小时内贬值了近7% 。同一天,缅甸的缅元在自由市场上的兑换价也达到 了历史最低纪录:240缅元兑换1美元(几个月来,这一比价一直保持在160 :1左右,几 周前开始出现下跌的趋势)。
比价的变动对商品贸易产生了影响:一些进口物品的价柏几天内上涨了近30%。林吉 特(马来回亚货币)的投机活动日益猖撅,马亚西亚成了受害者。为此,吉匠坡中央银行不 得不在星期五(11 日)决定将利率从前一天的9%提高到50%。这样,投机活动(从银行 贷款到市场上出售)的成本一下就提高了。
该地区最具实力的国家——日本试图扑灭这场大火。日本当局决定提供10亿美元的资 金以维持泰国铢的稳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的大 灾难。东京方面还试图让亚洲开发银行也行动起来。香港和新加坡也参与了此次拯救行动。 据有关方面的消息说,曼谷正在寻求200亿美元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已 经抵达泰国,查清这里的金融危机的现状,并尽快采取相应的措施。
参考资料:http://www.8nn8.com/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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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5年上海外貌进出口总额是多少美元
外贸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863.65亿美元.
200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csh.gov.cn 2006-3-8 中国长沙农产品加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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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一年来,全市人民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和预期目标,为"十一五"规划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经济发展
经济总量
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经国家统计局联审通过,全年实现上海市生产总值(GDP)9143.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1%,自1992年以来已连续第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二、三产业共同推动全市经济增长。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79.65亿元,比上年下降9.7%;第二产业增加值4475.92亿元,比上年增长12.1%;第三产业增加值4588.38亿元,增长10.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2%。
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全年全市财政收入4095.8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全年地方财政收入1433.9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20.7%。其中,增值税226.12亿元,增长13.4%;营业税512.93亿元,增长15.9%;个人所得税111.92亿元,增长26.2%;房产税34.1亿元,增长25.9%。全年地方财政支出1660.32亿元,比上年增长19%。其中,基本建设支出369.21亿元,增长18.8%;科教文卫事业支出277.45亿元,增长18.7%;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237.92亿元,增长22.7%。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适度增长。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542.55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增幅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发生新变化。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885.74亿元,比上年增长31.7%,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幅16.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1246.86亿元,增长6.1%。从产业投向看,第一产业投资5.58亿元,比上年增长5.6%;第二产业投资1082.1亿元,增长7.1%,其中工业投资1074.76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投资2454.87亿元,增长18.6%。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1240.27亿元,比上年增长29.9%,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35%;集体经济投资131.07亿元,比上年下降10.6%,所占比重为3.7%;股份制经济投资916.27亿元,比上年增长37.3%,所占比重为2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640.31亿元,比上年下降24.8%,所占比重为18.1%;其他经济投资614.63亿元,比上年增长32.4%,所占比重为17.3%。
价格
消费市场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4.5%,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5个百分点,是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居住类价格上涨2.9%;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0.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价格上涨0.8%;烟酒及用品类价格下降0.3%;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1.7%;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2.5%;衣着类价格下降7.9%。
生产领域价格水平涨幅回落。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水平比上年上涨6.8%,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上涨1.7%,涨幅分别比上年回落9.6个和1.9个百分点。
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全年房屋销售价格水平比上年上涨9.7%,涨幅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水平上涨9.2%,涨幅比上年回落6.6个百分点。全年房屋租赁价格水平上涨3.6%,涨幅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全年土地交易价格水平比上年上涨6.9%,涨幅比上年回落13.4个百分点。
农业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236.78亿元,比上年下降9.6%。其中,种植业产值108.84亿元,下降8.1%;畜牧业产值60.28亿元,下降16.3%;渔业产值51.47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全年粮油作物优质化率分别达到94%和70%。严格实行耕地保护,粮食生产实现"双超"。全年粮食种植面积超过13.33万公顷(200万亩),达到16.61万公顷(249.15万亩);粮食产量超过100万吨,达到105.36万吨。全年水产品产量35.35万吨,比上年增长2.7%;蔬菜产量387.02万吨,比上年下降11.4%;生猪出栏数280万头,下降15.4%;牛奶产量23.76万吨,下降5.7%;家禽产量0.76亿只,下降22.1%。农产品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初级农产品出口13.34亿元,比上年增长26%。
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继续提高。至年末,已建立54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食用农产品安全性不断提高。至年末,全市注册品牌的农产品139个,有149家企业的273个农产品通过无公害农产品、安全卫生优质农产品、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认证。全市已实施3.67万公顷基本农田有机肥推广使用。全市化肥每公顷年施用量比上年下降7.9%;全年生产基地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达到95%以上。
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科技水平稳步提高。至年末,全市有143个规模化、现代化蔬菜园艺场;12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投入各类建设资金54.82亿元,引入产业开发项目128个,有163项科研成果在园区推广应用。全市有农业产业化企业420家。其中,被列为国家级龙头企业11家,市级龙头企业25家。至年末,有农民专业合作社310家。
工业
依托大基地、大项目建设,促进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155.23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94.68亿元,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工业增加值1081.75亿元,增长9.6%;重工业增加值2912.93亿元,增长13.7%。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6876.78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806.78亿元,增长13.9%。
区县工业增长加快。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区县工业总产值9175.33亿元,比上年增长18%,高出全市工业平均增幅4.1个百分点。区县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8.1%,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0.3个百分点。全年"1+3+9"工业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7349.67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其中九个市级工业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399.77亿元,增长19.2%。
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快速增长。全年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826.67亿元,比上年增长22%,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8.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重点发展行业对工业生产的拉动作用明显。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六个重点发展工业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99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6.5%,拉动全市工业增长10.1个百分点,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3.2%,其新增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新增产值的比重达到70.8%。
适应市场需求的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8.6%。全年大规模半导体集成电路产量比上年增长13.2%,发电设备产量增长40.6%,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增长1.2倍,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增长35.8%,原油加工量增长7.3%,钢材产量增长8%,家用电冰箱产量增长28.8%,民用钢质船舶产量增长11.6%,乙烯产量增长67.8%。
受成本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制约,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全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39.56亿元,比上年下降10.8%;实现税金总额605.59亿元,比上年增长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10.75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实现税金395.23亿元,增长1.7%,占全市工业税金总额的65.3%。全市工业企业亏损面为18.6%。盈利工业企业盈利额1118.72亿元,比上年下降4.1%;亏损工业企业亏损额179.16亿元,比上年增长56.9%。全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02.27,比上年下降4.26点。
建筑业
建筑业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320.69亿元,比上年增长6.3%。
全市建筑企业全年完成施工产值1892.97亿元,比上年增长12.1%;施工面积13586.96万平方米,增长18%;竣工面积4761.16万平方米,增长4.5%。建筑企业按施工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人均19.41万元,比上年提高14.4%。
金融业
金融业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689.8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金融机构加快集聚。全年新增各类金融机构73家,其中,银行类机构11家,保险类机构59家,证券类机构3家。至年末,全市有各类金融机构527家,其中,银行类机构130家,保险类机构227家,证券类机构91家。至年末,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23家,其中年内新增14家。在沪经营的84家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资产总计达到484.33亿美元,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有65家,人民币资产总额达到1144.55亿元。有29家在沪外资银行被其总行确定为中国境内业务的主报告行。
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增强。至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3320.86亿元,当年新增3142.83亿元;贷款余额16798.12亿元,当年新增1785.93亿元。个人消费贷款余额2814.16亿元,当年新增141.5亿元。其中住房按揭贷款余额2644.94亿元,当年新增199.4亿元。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21195.88亿元,现金支出21701.53亿元,收支相抵现金净投放505.65亿元。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继续提高。全市中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39%,比年初下降0.58个百分点。
金融要素市场加快创新,在改革和规范中稳定发展。全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各类证券成交额4.97万亿元,比上年下降35.2%。其中,股票成交额1.92万亿元,下降27.3%;债券成交额2.81万亿元,下降43.4%;基金成交额155.86亿元,下降37.4%。证券市场证券品种不断增加。至年末,上市证券数1069只,比上年末增加73只,其中股票878只,减少3只。全年通过资本市场筹资299.77亿元,比上年下降49.1%。其中,发行新股筹资28.55亿元,下降88%;再次发行(增发、配股和国有股配售)筹资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23.5%。至年末,已有125只股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占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14.2%。积极推动金融创新,推出沪深300指数、债券远期交易、企业短期融资券等新产品。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交金额23.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3.3%。期货市场全年成交量6757.95万手,比上年下降16.7%;成交金额6.54万亿元,下降22.4%。黄金市场交易活跃。全年黄金市场成交金额1168.43亿元,比上年增长46.7%。钻石市场成交金额4.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4%。
保险业健康发展。至年末,全市有各类保险公司70家,比上年末增加12家;保险中介机构157家,增加47家。全年保费收入333.62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87.86亿元,增长18.2%;人身险保费收入245.76亿元,增长5.8%。在全年保费收入中,中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75.4亿元,比上年增长5.6%;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58.22亿元,增长27.1%。全年支付各类保险赔款及给付87.46亿元,比上年增长23.2%。其中,财产险47.26亿元,增长38.8%;人身险40.2亿元,增长8.9%。
国内贸易
不断加快商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市场流通规模继续扩大。全年实现国内商业增加值588.11亿元,比上年增长12.7%。
消费品市场销售稳中趋旺。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72.97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吃的商品零售额1172.05亿元,增长12.3%;穿的商品零售额381.31亿元,增长11.7%;用的商品零售额1388.32亿元,增长11.3%。餐饮业、家居和通信类商品消费增长强劲。全年餐饮业实现零售额达到350.31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家居类商品实现零售额341.13亿元,增长22.5%;通信类商品实现零售额78.02亿元,增长25.4%。主要耐用消费品销售稳定增长。全年汽车零售量9.08万辆,比上年增长1.8%,其中,轿车8.32万辆,增长0.3%;移动电话186.47万部,增长12.4%;摄像机5.99万台,增长17.1%;脱排油烟机34.83万台,增长26.1%;家用空调器120万台,增长10.7%。
连锁超市、专卖店、仓储式商场等商业业态整体规模不断扩大。至年末,全市连锁商业网点达到9264家,其中,连锁超市门店2315家,便利店3894家。全年连锁商业销售额1078.94亿元,比上年增长16.6%。
各类商品市场持续发展。全年全市实现商品销售总额12943.25亿元,比上年增长15%。至年末,全市共有商品交易市场1053个,全年成交额2545亿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农副产品市场成交额310亿元,增长6.9%。年内建成标准化菜市场100家,生鲜食品超市23家。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581.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8%。
客货运输全面增长。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总量68739.82万吨,比上年增长8.8%。其中,铁路运输1278.3万吨,比上年下降0.5%;公路运输32684万吨,比上年增长3.6%;水路运输34557万吨,增长14.6%;民用航空运输220.52万吨,增长13.9%。全年完成旅客发送9486.8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8%。其中,铁路运输4313.1万人次,增长5.8%;公路运输2468万人次,增长0.1%;水路运输625.9万人次,增长0.7%;民用航空运输2079.81万人次,增长15.2%。各类民用车辆拥有量持续增加。至年末,全市拥有各类民用车辆220.5万辆,比上年增长8.7%,其中汽车拥有量95.16万辆,增长13.9%。在民用汽车拥有量中,私人汽车拥有量41万辆,比上年增长29.1%。
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建成开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4.43亿吨,比上年增长16.9%,跃居世界第一大港。集装箱运输快速增长。全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808.4万国际标准箱,比上年净增353万国际标准箱,增长24.3%,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至年末,上海港拥有16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上海港每月集装箱航班数已达1967班,其中国际航班942班。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全年共起降航班37.51万架次,比上年增长13.9%;进出港旅客达到4139.16万人次,增长15.3%。其中,国内航线进出港旅客2679.87万人次,增长16.3%;国际及地区航线进出港旅客1459.29万人次,增长13.5%。
邮政业务发展加快。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38.49亿元,比上年增长6.6%。全年发送信函9.14亿件,比上年增长11%;国际及港澳特快专递144.3万件,增长24.5%。
房地产业
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全年实现房地产业增加值670.23亿元,比上年下降4.1%。
房地产市场保持基本稳定。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额1246.86亿元,比上年增长6.1%;商品房施工面积10462.39万平方米,增长10.3%;竣工面积3095.74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0.1%;销售面积3158.87万平方米,下降9.5%,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2845.7万平方米,下降12%。全年商品房销售额2161.3亿元,比上年下降4.5%,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1906.05亿元,下降7.7%。全年存量房成交过户面积1971.55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7.7%。
二、改革开放
所有制结构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在全市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26亿元,比上年增长7.3%;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882.69亿元,增长16.7%,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40.4%上升到42.5%。其中私营及个体经济增加值1501亿元,增长16%,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6.4%。
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全面发展。全年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018.86亿元,比上年增长8%。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股份制工业企业总产值4357.52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总产值9828.19亿元,增长16.9%。
非国有商业企业发展迅速。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股份制商业企业完成零售额265.41亿元,比上年增长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商业企业完成零售额418.58亿元,增长11.9%;私营和个体商业企业完成零售额1375.47亿元,增长17.7%。
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
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至年末,全市国有资产总量达到7300多亿元,比上年末净增400亿元。国有资产通过重组,布局进一步优化,竞争力不断增强。全年国有资产完成重大资产重组1300亿元,破产、债转股退出、债务重组63亿元,募集资金规模150亿元。其中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60亿元。年内广电集团完成股权结构调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加速推进。在全市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需股改的公司共72家,其中年内已完成或启动44家,涉及总股本303.78亿股。稳妥推进企业破产。全年实施、终结政策性破产的国有企业9家,有40家企业申请了依法破产并进入法律程序,其中,地方国有企业35家,中央在沪企业5家。
产权交易市场健康发展。全年交易各类产权3395宗,比上年下降34.1%;交易总额4002.8亿元,比上年增长10.8%。
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新进展。基本建成以公务网、政务外网、政府门户网站为主体的电子政务基础框架,全年政府部门主动公开信息目录5.6万条,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1.27万条,申请答复率达到95%。全年"中国上海"门户网站主页访问数达1824.15万人次,网上直接受理事项704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提高。年内初步确定了国家创设正在本市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和涉密的行政审批项目100项,其中,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87项,涉密的审批事项13项。浦东、长宁、闵行等区的行政审批改革试点进一步深化。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至年末,全市共有734.5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有466.06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6.74万人。小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至年末,参保人数达到110.16万人,其中被征用土地农民参保人数79.22万人。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参保人数不断增加,至年末,参保人数达到247.65万人。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继续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由上年的635元提高到69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上年的5.5元提高到6元。
医保改革继续深化。至年末,全市共有15.9万家城镇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共713.63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18.26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至年末,全市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达到244家,其中当年新增60家,覆盖全市214个街道、乡镇。医保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年内建成10个标准化的区医保事务中心,100个医保事务服务点。
国内合作
积极参与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支持中部地区崛起,加强长三角区域联动,共同推进"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上海服务全国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与各地签订各类合作项目368项,项目总金额达602亿元。全年与东北地区签订各类经济技术合作项目67项,总金额164亿元;与西部省市签订各类经济技术合作项目89项,总金额147亿元。合作项目涉及工业、农业、金融、科技、教育、人才、资产运作、资源开发、城镇建设、文化旅游、对外经贸等领域。
集中集聚,形成合力,深入开展对口支援。全年在云南、西藏日喀则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三峡库区等8个对口地区投入援助资金3.29亿元,完成无偿援建项目448个。
商业部门开拓国内市场取得新进展。至年末,上海在各地开设的连锁商业网点达到4774家;全年实现销售额485.44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对外贸易
外贸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863.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5%,增幅比上年回落25.9个百分点。其中,进口总额956.23亿美元,增长10.5%,增幅回落24.8个百分点;出口总额907.42亿美元,增长23.4%,增幅回落28.2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出口增幅回落幅度较大。全年私营企业完成出口74.9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完成出口615.93亿美元,增长24.4%;国有企业完成出口206.85亿美元,增长9.3%;集体企业完成出口9.71亿美元,增长14.9%。外贸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一般贸易完成出口339.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加工贸易完成出口518.84亿美元,增长21.3%。机电产品出口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全年机电产品出口602.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9%,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65.1%提高到66.4%。全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62.5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5%,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39.3%提高到40%。积极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全年对亚洲出口383.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1%;对欧洲出口216.28亿美元,增长28.7%;对北美洲出口247.11亿美元,增长27.8%;对拉丁美洲出口24.89亿美元,增长18.2%;对大洋洲出口21.22亿美元,增长32.3%。
深化"大通关"工程,推进"电子口岸"建设,上海口岸功能明显增强。全年上海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3506.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1%。其中,进口总额1382.48亿美元,增长14%;出口总额2124.3亿美元,增长31.7%。
吸收外资
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质量不断提高。全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4091项,比上年下降5.6%;吸收外资合同金额达到138.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3%;实际到位金额68.5亿美元,增长4.7%。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向商贸、物流、广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领域拓展。全年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合同金额73.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2%,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2.9%。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合同金额13.71亿美元,增长1.8倍;批发和零售业合同金额12.07亿美元,增长1.2倍。全年第二产业吸收外资合同金额65.0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7.9%。外商增资势头明显,大项目投资比重继续提高。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增资68.95亿美元,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的比重达到49.8%,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全年批准总投资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07项,比上年下降21.7%;合同金额101.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4%,占全市外资合同金额的比重达73.1%。至年末,在上海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20个。总部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功能性外资项目明显增加。年内新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38家、25家和30家。至年末,在上海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24家,投资性公司130家,外资研发中心170家。
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至年末,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实到资本金(营运资金,下同)35.69亿美元,当年新增7.31亿美元。其中,银行及财务公司实到资本金26.56亿美元,当年新增5.42亿美元;保险机构实到资本金5.7亿美元,当年新增2.08亿美元;证券机构实到资本金3.43亿美元,当年减少0.19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全年批准对外投资项目59项,投资总额6.87亿美元。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1249项,比上年增长16.1%;合同金额24.6亿美元,增长22.4%;实际完成营业额19.41亿美元,增长29.7%;派出劳务人员1.29万人次,增长0.6%。至年末,上海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35个。
旅游
优化旅游环境,加快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年实现旅游产业增加值584.26亿元,比上年增长15.8%。
至年末,全市星级宾馆已达351家,其中五星级宾馆25家。全市已有旅行社763家,其中,国际旅行社52家,国内旅行社711家。入境旅游人数稳定增长。全年接待国际旅游入境人数571.3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1%。其中,入境外国人452.27万人次,增长21.8%;港、澳、台同胞119.08万人次,比上年下降1.3%。在国际旅游入境人数中,入境过夜旅游人数444.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3%。国际旅游外汇收入36.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8%。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9011.9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6%,其中外省市来沪旅游者6804.98万人次,增长7.2%。国内旅游收入1308.41亿元,比上年增长7.6%。
浦东开发开放
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浦东新区继续在功能开发、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综合优势。新区全年实现增加值2108.7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完成外贸出口总额372.12亿美元,增长14.9%;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56.54亿美元,增长75.4%;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31.11亿美元,增长30.8%;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4.99亿元,增长13.2%。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机构加速集聚。至年末,已有360余家中外资金融机构进驻。外高桥保税区现代物流功能不断提升。全年物流企业营业收入1350亿元,比上年增长29.5%。外高桥港口货物吞 铝看锏?0646万吨,比上年增长33.2%;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272.5万国际标准箱,增长34.9%。金桥出口加工区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319.5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张江高科技园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加快创意产业基地和银行卡产业园区建设。全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31.88亿元,比上年增长23.3%;生物医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4.07亿元,增长17%。至年末,园区内已有经认定的各类研发机构58家。
三、城市建设和管理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年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885.74亿元,比上年增长31.7%,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5%。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投资443.91亿元,增长19.5%;市政建设投资276.28亿元,增长49.5%;公用事业投资41.33亿元,增长53.6%。年内浦东铁路一期、轨道交通4号线、翔殷路隧道、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东海大桥等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建成A6新卫、A7亭枫等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560公里。
公用事业
公共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城市交通运营效能继续提
4.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具体原因、直接原因及根本原因分别是什么
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首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原因:
经济大衰退(1929年—1933年),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循环理论,在分析大萧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对于萧条原因最好的说明,也许就是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它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1929年,消费者购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工商业者投资消费了18%,美国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了略少于10%,其余的用于出口。
在1929—1930年,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减少了大约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约减少了一百四十亿美元。政府支出虽稍有增加,但其影响微不足道。反映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所减少的是: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增多了,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降低了。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只要查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所以减少的来由,既能确定这次大萧条的产生原因了。通过历史剖释,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而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此外,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
在这些情况下,二十年代广告的扩大和分期付款赊销的增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分期付款赊销竭力膨胀消费品市场。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看来,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二十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有关部门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减少,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到1929年,消费品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了。例如,据估计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在这些条件下,无怪乎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四百零四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二百七十四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亿美元了。投资的缩减则导致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这个问题因住房建筑的减少而更加严重起来。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失业,会使消费品的销售额减少,从而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工人的失业。而消费品销售额的减少又反过来使投资进一步缩减,这两大部类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驱使生产日益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甚至诸如低税率和高利润等有利因素也可能助长了危机自爆发。现在看来,那个时期增加的收入大半落入少数人或少数家族的腰包了。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一篇研究二十年代经济问题的论文这样写道:“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从经济观点来看,二十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头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由银行信用造成的股票市场的繁荣也反映了资金过剩,使资本家投资于购建厂房设备无利可图。二十年代的繁荣,主要归因于自然资源充裕,工农业生产增长,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消费扩大和对外贸易兴旺。然而,许多美国人的贫困处境和国民经济之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尽管如此,直到二十年代末,大多数美国人还盲目乐观地相信繁荣仍将继续下去。
5. 上次世界金融危机是哪年
以下纯手打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在1929年11月,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后,西方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少人认为这只是心理恐慌造成的,股票市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一再宣称,股票市场的毛病不久将会治愈,重新走上轨道。但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不可避免”。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正是这样一场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西方其它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资金流入和向美国的商品输出。这些国家一旦失去美国的资金和市场,也就随之被卷入了经济危机。接着,西方工业国又把经济危机扩散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工、农、商业旷日持久的危机,终于导致了金融大混乱。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因无法收回对本国和东欧各国企业的贷款,1931年5月宣告破产。这马上在德国引发银行存户挤兑存款风潮,国民银行等大银行因而倒闭。英国也出现了纷纷向银行提取黄金的风潮,7月中旬至10月外流黄金价值2亿英镑。9月下旬,英国宣布废除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停止兑付黄金。接着,其它一些国家也废除金本位制,西方的货币制度开始崩溃。
欧洲的金融风潮波及美国,储户纷纷向银行提款。1933年初,18000多家银行共吸收存款410亿美元,而库存现金还不到60亿美元,根本无法应付储户提款。到3月初倒闭银行6000多家,美国公众人心惶惶。
西方各国为了摆脱危机,尽量把危机后果转嫁给本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在拉丁美洲,从美国进口的农业机械和汽车的价格下降10—15%,而出口的可可豆和咖啡的价格却下降了50—70%。即使如此,仍有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西方各国同时又极力把祸火引向他国。193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关税平均提高了20%以上。其他各国也相继提高了关税,进行报复。除关税战外,各国还展开了货币战。倾销战。从英国废除金本位制,英镑贬值开始,56个国家相继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日本甚至让日元贬值近4O%,借以大幅度降低棉纺织品等出口价格,向世界各地大肆倾销。
1932年7~8月,英国和英联邦各自治领政府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英帝国经济会议,在会上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英国同意自治领商品免税输入,各自治领也降低或免收英国货关税。英国的行动加剧了经济集团化趋向。
英、美、法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分别形成了英镑、美元和金本位集团。日本力图通过侵略战争,扩大日元集团。德意也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高筑经济壁垒和经济集团化妨害了经济交往,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
危机持续的时间过去一般是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左右,而这次危机却长达四年。危机以后,进入了萧条时期,此后的两三年内,经济只有少数活跃和回升,没有出现复苏和繁荣。1937年便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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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29年10月的华尔街大崩盘或许是金融世界遭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致命一天到来前的18个月里,华尔街股票市场的牛市似乎是不可动摇的,随着投机者大量蜂拥进股市追求快速、大量的利润,一些主要工业股票的价格竟翻了一倍多。一段时间以内,每天的成交量多达50O万股。随着投资者大把将钱撒进股市,一些基金也急忙从利润较低的投资领域撤出转向股市。欧洲的资金也洪水般涌进美国,银行总共贷款约8O亿元供给证券商用以在纽约股票市场进行交易。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之后不久,曾试图通过拒绝借款给那些资助投机的银行来控制股市,但股价仍不断猛涨,到1929年9月3日到达历史最高点。当天一天的成交量便超过800万股。
同月,股市价格首次开始下挫,但专家和政府的声明却向公众保证,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他们大错特错了。在10月24日,股市掉落到谷底。随着股市以平均每天18点的速度狂泻,惊慌失措笼罩了华尔街。由于投机者们蜂拥着争取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卖出手中的股票,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已跟不上股市迅速下跌的行情。仅10月24日一天,便发生了1200万笔交易,一个由银行组成的联盟迅速采取行动以控制局势,但这仅仅是暂时的拖延。股价不久便又开始了无情的下跌,到10月29日甚至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随着一些主要股票的价格缩减超过2/3,在大崩溃的头一个月便有260亿美元在股市化为乌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但这仅仅是大萧条的第一轮可怕打击。
过去,美国也曾经历过股市恐慌与金融萧条,但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一样对美国普通市民的生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紧接而来的大萧条将使大部分人身陷困难.
ps:其实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可以和1929年媲美的金融危机,全球各大银行保守估计这次危机最早也要到2010年上半年结束。而且这次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金融危机都改变了现有的金融规则,1929年以后资本世界摒弃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开始了凯恩斯主义时代!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会摈弃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经济体系,而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6. 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金融危机
以下是本人自己的总结,并非来自网络 + paste
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经济危机,无疑是1929那场波及全世界并间接引发二战的经济危机.
首先说一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根据我国的政治与经济课本上,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一定会发生,并且其周期是大约是10年一次.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这么说了,但是就我看来,10年一次的经济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20世纪初,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比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时代无疑带来了更剧烈的社会变化.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成立于1787左右),并没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获利多少,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和德国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成为领先的发达国家.
生产线的发明带来的批量生产给了工业企业巨大的发展机会,一些工业企业变的极其发达和富有.而美国的观点是,政府不应该参与任何市场行为.事实上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有太多权利.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垄断和寡头就出现了.
而在上层阶级的欣欣向荣和中产阶级的急剧膨胀的背后,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达到了空前的水平.20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了又一批的移民高峰,而这些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以及因工业革命失去土地而来到城市的农民组成了庞大的下层社会.
同时,当时美国股市一路看涨.在这么一片大好的情势下,没有人愿意把钱存在银行,都纷纷涌去炒股.而事实上,这些表面的经济繁荣都只是泡沫.到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的突然崩溃,所有人都破产了.当人们意识到从前的繁荣不可能再来临,经济危机已经到来时,尚有存款在银行的人们全部跑去取款,于是许许多多没有政府保护的银行纷纷破产,使得本来就很恶劣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劣了.
此时许多人都已经破产,没有人愿意花钱,于是小型企业和农民也破产了.恶性循环.失业率极高,而就算是有工作的人,工资也完全不足以维持生活.富有的资本家为了维持物价,宁可烧掉玉米,把牛奶倒进海里也不愿意降级价格.
前所未有的惨烈的1929 Great Depression到来.
波及的行业:
1929经济危机波及到的并不是某些特定的行业.没有行业不被波及.
其中受打击最大的行业是:小型私人企业,种植业,银行和股市.
事后的反思:
1929经济危机起始于纽约股市崩盘,但是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为了挽回经济危机走上了法西斯专政的道路,而在美国,则是第二个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他的远亲Teady Roosevelt也曾是总统)拯救了美国.
罗斯福总统做出最大的行为,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他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其中主要包括:
1.加设社会性工程,在修建工程的同时给年轻人工作和信心.
2.保护银行业,把中小银行组织起来,资金可以互相流通,让他们不至于破产.
3.对垄断和寡头进行限制.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地位.
在Roosevelt总统的法案下,美国经济开始逐步复苏.虽然在未来的30年内都远远没有达到过1929年10月以前的水平,但是已经不至于完全死气沉沉.
经济危机的正式结束是二战的开始.
从此美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罗斯福新政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权力.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相信弱小的中央政府,从1787宪法我们可以看出,建国者是在极尽全力的限制政府权力的.而罗斯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的态度,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带来的利益和无政府管理的混乱.
此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他们曾经是极力的保持中立,避免参与到任何国际争端.二战始于1938,而美国1942才参战,那还是因为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而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积极筹划了联合国,正式成为了"太平洋警察".不过这是二战相关,在此就不与讨论了.
由此我们看出,美国1929经济危机的主要事后反思是加强中央集权.附带着改变了对外政策.
大概就是这些...打的好累...................
还要详细的话请详细再问.
7. 关于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比较
这次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未受很大影响.而1929年是实体经济发生衰退后,才爆发危机.
1929年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金本位制度弱点,不完善的制度和各国之间不合作下(一战之中各国之间怨恨和统治阶级更换造成治国能力下降使各国很难合作),金本位国家发生通货紧缩. 1929年危机发生在金本位国家,而银本位国家,例如中国未受很大影响.这次危机是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没有防波堤,因此危机会蔓延到全世界,如果应对不好,是更大灾难.这次金融危机不同在于,没有货币造成通货紧缩,而是信贷紧缩.
1929年大危机,世界各国没有联合对抗金融危机,没有国家出来领导,30年代英国和美国还发生了金融战争,罗斯福政府计划形成银本位集团.这次危机,为了使救助方案获得通过, 保尔森甚至向众议院议长下跪! 但是,方案通过后,市场反应很消极. 因为市场发现, 因为政治上原因, 各国对金融危机处理仍然会矛盾重重.欧洲内部达成一致更困难.美国的救助计划起了领导作用,如果成功,其他国家会跟随,所以关键看美国.现在国各央行联合降息,以避免热钱不正常流动,注入了流动性.
30年代英国和美国金融战争之中,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中国在英国帮助下发行法币,为中国未来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伏笔.在抗战中,英国在金融上能支持中国,在日战区维持了法币,美国对中国援助不是很够.中国金融抗日战争,也以此为背景.如果,中国能继续维持银本位制,国民党在抗战结束后,可能不能靠通货膨胀发动内战.
两次危机也有相同之处.
929年大萧条, 按照伯克南分析, 主要原因是金融系统陷入混乱,信贷
紧缩打击实体经济,使得危机持续. 现在,世界金融系统已经陷入困境,陷入了信用紧缩,美国信贷市场已经冻结.影响到实体经济, 维持了很长时间后,美国股市终于不支.
1929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过高的杠杆, 金融机构经营变得不谨慎,现在与1929年大萧条一样.
因此与1929年危机一样,首先要使金融系统恢复正常,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恢复流动性,但是金融系统恢复正常还要一段时间,因为金融系统情况很复杂,资本金和坏帐数额庞大.美国商业银行资产估计有一半问题资产, 按照资本充足11.3%(2006年),资产中5.65%是问题资产(比如抵押债劵,还有雷曼之类的债劵).按照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购买30000亿美元问题资产,将减值3/4左右,这样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8%.投资银行杠杆比例很高是商业银行一倍,20倍,对冲基金杠杆比例达40倍.随着把这些金融机构纳入商业银行系统管理,为达到资本充足率,急需弥补资本金。为弥补资本金不足,美国政府要吸引大量私人投资者,来弥补银行资本金损失.各金融机构还有巨大坏帐损失, 侵蚀资本金,也需要补充.据专家估计美国金融部门可能必须减少5万亿美元到8万亿美元债务,来降低杠杆率。美国的不良资产也差不多有几万亿美元这已经使得资金大量流向美国.要让金融系统很快恢复正常不可行,为了应急,美联储已经直接购买企业商业票据.
这次金融危机,是在住房市场和债劵及其衍生工具市场,因此关键看住房市场能否恢复. 股市市场长时期不倒,与住房市场和信贷市场资金流入股票市场有关.
美元上涨, 与美元大量流回美国有关. 而金融危机一个原因,热钱突然流出,像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日本资金大量流出泰国.现在,东亚国家美元大量流出,汇率下调.
这次危机对中国影响. 美国家庭消费靠信贷, 这次信贷市场受损,消费大受打击.对中国产品直接打击不会很严重,但是生产高档品的国家,因为出口减少, 经济下滑,还是会影响中国出口.中国靠出口导向取得经济增长战略会大打折扣,今后要转向内需市场,完善社会保障和教育.
如果美国救助计划真有实效,中国会购买美国大笔国债.
东亚一体化进程会加速,东亚国家将建立共同货币基金和债劵市场,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美国阻止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