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民族工業有股票嗎

『伍』 介紹一下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歷史

中國證券市場從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個時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證券市場，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灣證券市場，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灣證券市場，形成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三個階段。

1.1870—1949年

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股票是洋人發行的。1840年鴉片戰爭後，外商開始在中國興辦工商企業並開始發行股票。最早在中國設立股份銀行的是英國匯豐銀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設立總行，4月在上海設立分行，1870年前後中國出現了買賣外商股票的的經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為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放鬆了對中國市場的控制，中國民族工商業迅速發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發行，成為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業公會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頒布了我國第一部證券交易條例，證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規。當時的上海股票商業公會設在上海二馬路一帶(今九江路)。最初有會員12家，後增至15家，會員繳納12兩白銀作為公會資本，每月還要交會費2兩。交易品種包括政府公債、鐵路債券、公司股票及外匯等等。交易方式是現貨交易，交易時間為上午9——11時，手續費按1%—5%收取。這標志著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第一家現代證券交易所誕生了。

1920年孫中山先生與虞洽卿聯名向北洋政府申請成立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集資500萬元，於同年7月1日開業，經營品種除證券之外還有金銀、皮毛、花紗布、糧油等等。與此同時，上海股票商業公會也根據北洋政府頒布的《證券所交易法》改組為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集資300萬元，經紀人有55名，主要經營北洋政府發行的公債。這兩個交易所業務興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業半年就賺了100多萬，引起了各方面投資者的注意，各種證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後春筍般的建立起來，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隨後全國一些大城市陸續建立了證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當時的天津證券物品交易所資本200多萬元，分為10萬多股，由天津和上海兩地籌資，理事長為曹錕之弟曹均，滬方代表由孫棣三擔任，監督人為天津一位巨紳。當年10月1日在天津東馬路開業，先是買賣公債，然後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興盛一時。

1921年秋，風雲突變，當時上海先後興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發行股票成立了信託公司，因股票價格大幅下跌而倒閉，引起了連鎖反應，上海有近百家證券物品交易所倒閉，只剩下包括上海貨商交易所在內的十幾家。天津的證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價暴跌、交易所倒閉之風的影響，於1922年停止了營業。後來人們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託公司的倒閉風潮稱為信交風潮，這是中國證券市場的第一次暴跌。

1949年以前中國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個證券市場。香港是開業最早的證券市場，1891年香港股票經紀協會成立，1914年易名為香港證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個證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軍佔領，這兩個交易所停止活動。1947年兩個交易所合並，成立了香港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實際上，香港從1866年開始股票買賣到1947年香港香港證券交易所成立這一階段，市場規模很小。

2.1950—1980年

1949年6月華東軍事管制委員會為了穩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閉了上海證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軍管會接收和清理了原國民黨時期的證券交易所，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天津證券交易所，該所於1949年6月正式營業，成為新中國的第一個證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這兩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對融通社會資金，恢復生產起了積極作用。1950年以後金融和物價趨於穩定，證券交易減少。1952年天津證券交易所並入天津投資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業。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大陸的有價證券是國家發行的公債，但只能還本會息不能買賣和轉讓。80年代中國大陸又興起國債、企業債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證券市場是1949年以後一部分內地資金的轉入才逐步發展起來的，但市場狹小，銀行信貸是各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營業額410萬美元（約3200萬港元），1967年8月31日恆生指數曾降至58.61點，香港證券交易所曾兩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經濟增長，使證券市場成為地方實業重要的資金來源，1969年平均月營業額2720萬美元（約2.12億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遠東證券交易所開張。

1971年9月15日金銀證券交易所開業，1972年九龍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開業，在如此狹小的地區擁有四個證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見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發展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港英當局和中外財團的投資迅速增長。1972年香港四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種，當年上市的就有98種，成交額達到43.397億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額達到482.17億港元，比1968年增長了53倍，總市值達到了1734.5億港元。在這期間香港股市也經歷了1973年和1982年的兩次暴跌。

1980年7月7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冊。1978年以後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促進了香港的進出口和轉口貿易，香港房地產興旺，恆生指數又恢復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達到1810點，成交額達到957億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寧事件和撒切爾夫人訪華引發的所謂「信心危機」發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恆生指數跌至750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公布，人心穩定，恆生指數又上升到1200點。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1949年國民黨當局逃到台灣以後，通過發行所謂「愛國債券」促進證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證券市場是從1953年開始的。台灣當局為了把地主的土地轉換給農民，對地主實行贖買政策，以七成稻穀實物債券和三成的公營事業股票(主要是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台灣農林四大公司)換取地主的土地。當時地主所得的債券和股票，連同台灣當局發行的愛國公債共22億新台幣，地主對其所擁有的股票不感興趣而大量開價出售，場外交易的商行應運而生，最繁榮時達到二三百家。

3.1980—1997年

1981年10月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選舉了第一批成員，經過三年，原來的香港證券交易所、遠東證券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九龍證券交易所停止營業，1986年4月2日聯交所正式開業，並亨有在香港建立、經營和維護證券市場的專營權，使香港證券市場進入了一個新時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納為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的正式成員，開始向國際金融市場邁進。

當時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證券330種，其中260種是普通股票，21種是認購權證，7種是公司債券，1種是政府債券，36種是單位信託，5 種是優先股。1987年恆生指數接近4000點，但由於美國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災，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點，1990 年重新恢復到3500點。90年代香港股市雖然也受到各種外界影響，但搞風險能力較強，1992年恆生指數曾達到12000點，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隻股票，其中包括綜合企業、航運貨倉、酒店飲食、金融投資、地產建築、零售傳播、電子玩具、工業和公用事業九類，此外還有基金16隻，認股權證36 只，中國H股22隻，共624隻。

台灣股市80年代初的加權指數在400至500點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點，此後幾乎是翻倍的的增長，1987年達到4673 點，1988年8789點，1989年10773點，1990年12495點，終於暴發了一次暴跌，從90年2月的12682點跌到10月份的2485 點，跌幅達80%，到年底又回復到4530點，當時的355家證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損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證券市場的建立和發展。中國境內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灣四個證券市場。

1981年中國政府開始發行國庫券，1984年7月北京天橋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這是 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證券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到1989年全國發行股票的企業達到6000家，累計人民幣35億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河北、安徽、湖北、遼寧、內蒙古等省市，其中債券化的股票佔90%以上，經正式批準的比較規范的股票發行的試點企業有100多家。

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陽信託投資公司率先開展了債券買賣和抵押業務，到1988年全國61個大中城市開放了國庫券流通市場，1989年全國有100多個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機構開辦了國庫券轉讓業務，1990年全國累計發行各種有價證券2100多億，累計轉讓交易額318億，證券中介機構網點達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動報價系統(STAQ)正式落成並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始營業，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啟動階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銀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業務部開始了股票櫃台交易，主要交易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兩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萬國、振興三家證券公司成立從而初步形成了場外證券交易市場。到1990年上海市場上有延中實業、真空電子、飛樂音響、愛使電子、申華電工、飛樂股份、豫園商場、鳳凰化工等8隻股票進行交易，這就是所謂的老8股。

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時除老8股之外，還有89年保值公債三種，87至91年國庫券四種，工行債券六種，交行債券一種，中行債券兩種，建行債券一種，還有上海石化、氯鹼化工等企業債券十四種。深圳證券市場從1987年啟動，到1990年已有發展、萬科、金田、安達、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開交易，證券公司12家，營業網點16 個，深圳與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債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繼開放股價，同時在兩個交易所進行規范化的場內交易，兩地綜合指數分別達到1429點和312點，到11月又分別回落到 386點和164點。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隻，B股9隻，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隻，B股9隻。1993年2月滬深股市的指數又上升到1558點和369點，同時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隻，B股22隻，國庫券5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隻，B股19 只。

1994年7月29日滬深股市在擴容的壓力下分別降到325點和94點，從8月份管理層提出暫停發行新股等三項政策，兩市指數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點和210點。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隻，B股32隻，基金10隻，國債現券5種，期貨10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隻，B 股18隻，基金8隻，國債期貨15種。

1995年初由於大量資金雲集國債期貨市場，深滬股市分別降到524點和122點，5月18日國務院宣布停止國債期貨交易並處罰違規的券商，3天之內滬深股市指數上升到927點和175點(成份指數1473點)，到95年底在滬深證券市場上市的證券達到460個，全年累計成交額64097億，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隻，B股35隻，基金12隻，國債現券6種，期貨14種，國債回購8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隻，基金10隻，國債現券6種，期貨14種，國債回購7種。

1996年初滬深股市指數在522點和104點徘徊，但是隨著宏觀經濟的好轉和 97年香港回歸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大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兩市指數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別達到1258點(30指數3064點)和476 點(成份指數4522點)。96年底，滬深兩市上市的證券達到667個，全年成交額41610億，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隻，B股42隻，基金15 只，國債現券9種，國債回購8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隻，B股43隻，基金10隻，國債現券9種，國債回購9種。

1997年5月滬深股市的指數分別達到1510點(30指數4286點)和520點(成份指數6130點)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隻，B股48隻，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隻，B股51隻。中國上海和深圳證券市場發展引起了世界各國金融界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發展股份制進行企業改革之後，證券市場將進一步發揮它的籌資和融資功能。

拓展資料:

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開始發展。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1991年7月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

中國證券市場作為一個新興的高速成長的證券市場，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和結算網路覆蓋了全國各地。證券市場交易技術手段處於世界先進水平，法規體系逐步完善。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也已經建立。證券市場在促進國有企業改革、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方面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中國證券市場-網路

『陸』 大生紗廠的中國早期股份制企業

其一，對大生紗廠創辦時張謇招股難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非官非商亦非買辦的身分是他招股集資屢遭挫折的根源。
其二，對大生紗廠實行的「官利」分配製度進行了探討。認為「官利」制度的實行，受當時整個社會高利貸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不能把大生紗廠此後的困境簡單歸結於官利制度。
其三，通過大生紗廠股東大會，分析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努力和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早期中國股份制企業成長發展的狀況。 關於張謇招股難的原因，此前也曾有部分研究者試圖作出回答。如大生系統企業編寫組撰寫的《大生系統企業史》，認為大生紗廠集資難的原因一是「當時通海一帶風氣還比較閉塞」，二是當時上海「華商各紗廠面臨外資紗廠的競爭，都有不同程度的虧損」，三是「外國資本的侵入，也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並認為大生紗廠「辦廠過程中的艱難險阻，反映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抑下，脆弱的中國民族資本艱難而曲折的形成過程」 。也有的論者認為，「這種情況，說明當時社會資金的資本化是一個異常艱難的過程。」 一般而言，這些回答都沒有錯，但這些回答卻無法解釋為何僅僅時隔一年，當大生紗廠開工有了利潤後，原來難以收足的商股即迅速得以全部收足。 1901年張謇等人作出「另招新股二十萬」的決定後，又是時隔一年，1902年即成功達到「新集股本20.75萬兩」。也在這一年，張謇將盛宣懷領而未用的另一半官機領來，與過去領的一半官機一樣仍作價25萬兩，使得1903年大生紗廠的新舊官機折價達到50萬兩，而同時，大生紗廠的商股集資也同樣有大幅度的增長，已增加到63萬兩，新舊股金合計達到113萬兩。 1904年，張謇進而籌備大生分廠，從1904到1907年3月開工，「中間僅歷二十九月」，而資金方面卻「已收足股本八十萬兩」。
更有意思的是，在大生紗廠創辦過程中因不肯幫大生紗廠籌資而與張謇不睦的桂嵩慶也趁1904年大生紗廠「復集商股」時「自願入股二萬」，就連大生紗廠1899年開工2個月後，還寫信給江督劉坤一告張謇的狀，說什麼「張謇亂要錢，大帥勿為所蒙，廠在那裡，那有此事」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至此，「亦入股一萬兩」。
顯然，張謇在大生紗廠開工前後招股集資的境遇有如天淵之別。大生紗廠開工之後招股集資順利的情況，可以從紗廠連年獲利上得到解釋。 那麼，此前的招股集資難應該怎麼解釋呢？筆者認為，張謇之所以在籌辦大生紗廠時招股集資如此之難，與他的身分有著密切的關系，也可以說，是張謇的身分使得他在大生紗廠開工前的招股集資過程中飽經磨折和困難。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回顧一下1895年即大生紗廠開始籌辦之前中國興辦近代機器大工業企業的過程。此前中國出現的機器工業企業，可分軍用和民用兩種類型，軍用企業均為官辦，資金由政府撥付，產品由政府調撥，在此可不置論。能夠有能力興辦民用企業的人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有職有權的官員，他們可以通過職權奏撥或借撥官款，解決興辦企業所需的資金問題，待辦有成效後再籌還官款或招商承辦。象漠河金礦、電報局等企業均如此。在這里，官員對企業的命運往往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例如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時籌備辦鐵廠，企業未成而張調任湖廣總督，隨即張之洞將鐵廠遷到漢陽籌辦，這種廠隨人走的狀況就是典型之一例。就是張謇得以領用的折價紗廠官機，也屬這種情況，這批機器是張之洞在湖北任湖廣總督時借瑞記地亞士洋行的款項所定，「機至上海運鄂，鄂督調江，則又運江；江不能設，則又運滬……」， 同樣是廠隨人走。 另一種能籌集資金興辦近代企業的人則屬有洋務經驗，自身又廣有資材的買辦商人。當時的中國社會中，興辦機器工業屬於辦洋務范疇，買辦商人長期周旋於洋人和洋行間，熟悉西方事物，在多年的買辦生涯中又集攢了巨額財富，在興辦近代企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招股集資方面有著其它人不可替代的號召作用，尤其當買辦已形成為一個社會階層，在募集股份開辦近代企業方面，往往通過「因友及友，輾轉邀集」 的方式，就能籌集到巨額的社會資金時，這種作用就更為明顯。輪船招商局開辦半年後不得不進行改組，由買辦商人唐廷樞和徐潤取代在招股方面一籌莫展的沙船商朱其昂，使得招商局的招股情況迅速改觀，「近殊盛旺，大異初創之時，上海銀主多欲附入股份者」，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籌辦過程同樣證明了這一點。首先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前道員彭汝琮就因為在「召集股金上缺乏號召力量」 被李鴻章斥退。在改用買辦鄭觀應「總持大綱」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招股局面同樣迅即改觀，「初擬章程招四十萬，後競多至五十萬，尚有退還不收」 者。
而張謇此時的身分卻並不屬於以上這兩種人中的任何一種， 他雖有狀元頭銜，卻未授實職。他的身分雖然如他在給劉坤一的信中所說，是「介官商之間，兼官商之任」， 但實際上卻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非有職有權的官員，也不是廣有資財有經辦洋務經驗的買辦商人。同時，他的家境不富裕，在籌辦大生紗廠時，「生計賴書院月俸百金」 支撐 。在大生紗廠的股份中，他也只不過入股2000兩，其中有700兩還是沈敬夫借給他的。 也就是說，在面向社會招股集資籌辦大生紗廠時，張謇的身分既非屬於社會已經認可的能興辦近代企業的兩種人，也不是富人，「資信」度自然很低。在世人的眼中，他雖然1894年得中狀元，但本質上仍然是一介書生，不僅沒有錢，而且沒有辦洋務的經驗。他興辦企業的路剛剛開始起步，還沒有成為現實。他興辦經營近代企業的能力才幹還沒有在公眾面前顯露，沒有被社會認同，招股集資自然缺乏號召力。這一點，他自己也有所認識，1907年在股東第一次常會中他回憶籌辦大生紗廠的經歷時就承認：「正廠初辦，下走無狀，不能得世界之信用」。「既不能昭布信義、集累億之貲，又不能速取捷效、執讒謗之口，獨立搘拄，呼助無人。」 因而，當滬董潘鶴琴、郭茂之因在上海招股困難要求退董時，張謇「雖恨潘、郭之狡」，但因自己「本未有可以為世信用之實，又何嘗不內訟」的原因，因而也「未嘗不原其怯。」
當然，在大生紗廠迭獲利潤，張謇也「稍獲資本家之信用」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張謇在籌辦大生分廠時，「不一年而得投資者六十餘萬」的事實就是鮮明的例證。此情此景，也難怪張謇會感嘆分廠的創辦與「通廠（大生紗廠）之集股，難易迥殊矣」。
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張謇的狀元身分和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身分，以及與張之洞、劉坤一等朝廷大員的關系，可以使他得到「總理通海商務」的權力，得到「官機折價入股」的優待，在資金極端困難時得到張、劉等大員要求地方官員將公款撥存大生紗廠等特殊優惠。但是，當張謇面向社會招股集資時，他不是有職有權的官員、沒有買辦商人的經歷、自身也缺乏資財、「資信」度不高的情況，在「追逐利潤是資本天職」的市場經濟規律面前，導致招股集資磨難重重就是必然和正常的現象，「上海紗廠敗壞」和外資競爭等情況只不過加重了他招股集資的難度罷了。
也正是從這里，我們看到了張謇性格中難得的一面，即百折不撓的意志，如無他的這種意志和堅強的決心，大生紗廠是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辦起來的。 在大生紗廠和大生系統企業的分配方式中，普遍實行「官利」分配製度。「官利」又稱「官息」、「正息」。這種制度的特點，是凡股東一經入股，不論企業經營狀況如何，均需按年利八厘起息。在結算時，先派官利，然後結算營業利益。不足，即謂之虧損，有餘，再分紅利。由於企業從籌辦到開工一般均需幾年，而這幾年中不可能有利潤，為支付官利，企業往往需「以股本給官利」，或「借本以給官利」。 大生紗廠籌辦期的四十四個月中，資金十分緊張，除「應歸入成本」的費用外，「用去不返者止五萬余」。其中，「各股官息」即占「一萬七千餘」， 合三分之一強。這個事例，就是官利分配在企業籌辦期加重企業負擔加據資金緊張狀況的典型一例。
正因官利具有這種性質，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對其持否定態度。如有的學者認為，官利制度減少了大生「企業的資本積累，增加了企業的困難」，是大生企業集團衰落如此之快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有學者認為，「它對企業的正常發展影響極為惡劣」，「嚴重影響企業素質的提高」，「嚴重影響了大生紗廠擴大再生產的規模，日益蠶食大生資本的積累」，「從內部蛀空了大生紗廠」。 還有的學者認為，「官利制的最大弊端在於扭曲企業制度，……尤其是利潤分配問題，直接導致企業實施『有利盡分』政策，禍害企業無窮」。
那麼，作為當時當事人的張謇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呢？在「大生崇明分廠十年事述」中，張謇有一段話比較清楚的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對崇明分廠開工六屆的帳略說略進行總結時，表明：「自甲辰至丁未三月初四，共付官利九萬一千四百七十餘兩。開辦費所謂九萬六千五百四十餘兩，非純費也，官利居多數也。……自丁未三月初五至戊申年終，又付官利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而兩屆之虧，十二萬零五百五十餘兩，非真虧也，官利佔全數也」。在這里，他首先確認了官利分配對企業結算的影響。但是，他對有人提到國外沒有官利制度這一點卻並不表贊同：「有謂泰東西各國商業，獲利若干，皆以本年營業為准。贏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提獎若干，無所謂官利，即無所謂餘利。……雖然，各國自有習慣，有他國之習慣，乃有他國之公例，烏可以概中國？」接著的一句話，表明他對中國有官利制度的真實想法，「且亦賴依此習慣耳。否則資本家一齊蝟縮矣，中國寧有實業可言？」
顯然，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張謇對官利的評價並非僅僅從分配的角度下斷語，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含而未發的內容。
確實，一種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條件和要求。嚴中平先生認為，「官利制度顯然是這個時代的通行制度，各公司無不如此」。 嚴先生在這里雖指的是紡織企業，但據筆者對此問題的接觸，官利制度確實普遍存在於近代中國的股份制企業中。1872年成立的近代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在其發行的股票上就明確標明：「當經本局議定，招集股銀壹百萬兩，分作千股，每股銀壹千兩，先收銀五百兩，每年壹分生息……」。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招股集資興辦近代股份制企業的熱潮， 從現在能夠找到的當時留存下來的文獻中，絕大多數企業的章程或股票中都有關於官利的明確規定。如《申報》1883年1月14日刊登的「徐州利國礦務招商章程」中，關於分配股息的第四條即規定：「每屆一年結算一次，先提官利壹分，下余花紅銀兩，以二成酬勞辦事諸人，八成按股均分」。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的第六條中有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規定：「即將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後提辦事者花紅二成，其餘八成仍按股均分」。上海機器織布局招商章程中有「股本宜提官利也。今集股四十萬兩，官利照稟定章程周年一分起息，每年共計九八規銀肆萬兩」的規定。山東登州鉛礦的招商章程中有「收銀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熔煉發售之後，長年官利一分，並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 的規定。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的章程中同樣規定有「本公司股本官利議定長年一分」。 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官利制度並非僅僅存在一時，而是從晚清一直延續到民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國股份制企業的規章制度中，仍然有相當部分企業明確標明了這種規定，只不過將「官利」「餘利」的名稱改變成了「股息」和「紅利」。
可見，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於近代中國股份制企業分配方面的一種制度，是近代中國股份制企業面向社會籌集資本時不得不面對的頗具中國特色的「國情」之一。並非始於大生，亦非結束於大生。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制度呢？一般來說，一種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得以存在的種種原因，也必然受制於當時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的種種規定性。官利制度的存在也不例外。從根本上來說，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國資本較為缺乏，是一個高利貸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眾所周知，傳統中國社會資金的流向，是土地、高利貸、舊式商業和房地產業。金融機構和民間的放款利率都很高，上述大生紗廠籌辦期所借錢庄貸款月息達一分二就是一例。而且，這種高利率現象並非存在一時一地，而是近代中國較為普遍的現象。

『柒』 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和成就（最好有案例），急～～～～

狀元實業家張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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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實業家」——張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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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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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紗廠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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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紗廠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發行的股票（左圖）

光緒三十三年,大生紗廠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標志大生股份制開始納入正軌（右圖）

中國民營股份制發展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中較為成功的企業當數南通的大生紗廠。紗廠籌建始於1895年，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紳領商辦"為紗廠籌建帶來生機，1899年大生紗廠開機紡紗。大生紗廠股份制的運營起初還很不規范，1907年8月該廠第一次股東大會召開後，股份制逐步納入正軌。大生股份制有兩點明顯不足：經營依賴個人、投資與借債不分，這給企業發展留下隱患。盡管如此，留存至今的這些股票仍清晰地印證了中國早期民族資本艱難而頑強的起步。日前，大生紗廠檔案已正式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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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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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昌隆繅絲廠的蒸汽鍋爐和繅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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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氏兄弟創辦的福新麵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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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范旭東創辦的大久精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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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圖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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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紗廠

晚清著名實業家張謇創辦的棉紡織廠。該廠1895年籌建。起初領官機二萬余錠，建廠於江蘇南通唐家間，官商合辦，稱大生第一紡織公司。後來陸續在崇明北沙（今屬啟東）、海門、南通增設分廠，分屬大生第二、第三紡織公司。1934年共有紗錠十七萬余枚，布機一千二百餘台。1935年第二紡織公司倒閉。1952年第一、第三紡織公司公私合營。1966年國營。

榮氏兄弟創辦的福新麵粉公司

榮氏兄弟是中國著名的民族資本家，1902年初辦茂新麵粉公司，資本20萬兩，到1909年為止只有4個粉磨，經營困難，頗多虧損。辛亥革命和歐戰給它帶來了生機，1912年又創辦福新麵粉公司。到1919年榮氏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家總公司，已擁有12個麵粉廠和4個紡織廠，資本總額達1200萬元以上，居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二位，僅次於南洋兄弟煙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