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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票實證研究

發布時間:2022-10-06 20:27:18

A. 股票的實證研究方法有哪些,請詳細說明,萬分感謝!

http://www.jrj.com.cn/NewsRead/Detail.asp?NewsID=765569

B. 李瓊的科研成果

[1]基於中部崛起的武漢區域金融中心構建機制研究,湖北省教育廳, 2005-2006, 2006年12月結題,項目負責人.
[2]中國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影響的實證研究,湖北省教育廳, 2008-2009, 2009年12月結題,項目負責人.
[3]貨幣政策的縣域傳導機制與政策效率研究——以湖北省為例.湖北省教育廳, 2009-2010, 2010年12月結題,項目負責人.
[4]武漢城市圈中小企業融資發展與風險控制研究,湖北省社會科學基金,2009-2012, 2012年結題, 5/7.
[5]轉型後期成本分攤的社會公正性與積極合理性的耦合機制研究,國家社科基金,2008-2012,在研, 3/8.
[6]利率變動對湖北省支柱產業影響的成本效應研究,湖北省教育廳, 2012-2013,在研,項目負責人.
近年來論文發表情況:
李瓊.貨幣政策在縣域傳導失效的原因分析.湖北社會科學, 2010(11).
李瓊.利益集團的政府俘獲、行政腐敗與高行政成本.四川師范大學學報, 2011(3).新華文摘檢索.
李瓊.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沖擊.商業時代, 2008(9).
李瓊.中國信貸規模與經濟增長的協整分析.湖北工業大學學報, 2009(12).
徐彬,李瓊.中國經濟轉型成本分攤的現實演進與公正性檢驗.改革, 2010(5).
湖北工業大學經濟與政法學院課題組.轉型與發展成果分享理論及中國樣本分析.發展研究, 2010(12).人大復印資料轉載.

C. 如何理解股市交易的資金流入流出

中國股票波動性的分解實證研究
宋逢明/李翰陽
【摘 要 題】證券市場
【正 文】
一、概述
在金融學領域中,波動特性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內容。目前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的研究,大多以滬市、深市兩市場指數為對象。得到的結論普遍認為中國股票市場存在較劇烈的波動,與西方尤其是美國較為發達的股票市場相比,中國股票市場的波動顯著大於它們的市場波動。但是分析中國市場的特性後,可以認為分解股票的總體波動性,在股票的市場風險和個別風險兩個層面上對中國股市的波動進行實證研究是具有一定意義的。
首先,市場中有大量的散戶投資者,而其中相當數量的散戶持有大量個股而非投資組合。盡管機構投資者逐漸成為市場的主導力量,但是散戶投資者及其投資總量仍在市場中佔有很大比例。根據markowitz(1952)的資產組合理論,這一類投資者不能夠做到分散化投資,對於他們來說企業個別波動的影響的程度決不亞於市場波動帶來的影響。其次,市場具有高度不完全性,缺乏完善的機制和足夠的金融工具。雖然傳統理論認為20至30隻股票的資產組合可以很好地實現風險的分散化從而消除這些股票的個別風險,但在中國市場中由於缺少做空機制和必要的金融工具,也不能全部做到風險的分散化,構成這一組合的股票的個別風險不可忽視。
除這些特點外,中國市場中的投資理念變化也強調了分解總體波動性的意義:近年來,中國市場中價值投資理念開始逐步被普遍採納,對於某些特定股票的重視被加深,而分散化的做法反而逐漸淡化,所以股票的個別風險情況就顯得尤為重要。還有,中國的市場中存在大量的投機者甚至是賭博者利用某一隻股票在市場中的定價偏差進行套利,此時他們就充分暴露在這一隻股票的個別風險之下,而不是市場的總體風險。而且市場中曾經有嚴重的炒作行為,這類行為也大大影響了股票的個別波動。
基於上述分析,可以認為對於股票的總體波動進行分解,分別對市場波動性和個別波動性進行實證研究是有重要實際意義的。但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少有研究者將總體波動性分解,並同時在不同層面(市場、公司)對波動性進行實證分析。campbell,lettau,malkie和xu(2001)發現,在美國股市中,盡管市場波動並未增加,但是在1962年到1997年間,個別公司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強了。但是,目前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尚無定論。對於中國市場的情況,宋逢明和江婕(2003)得出的結論是1998年以後的中國股票市場的總體風險與s&p500成分股所代表的美國股市相當,但是中國股市中的系統風險一直高於美國市場。
下面我們將先介紹研究中採用的波動分解模型和波動度量的估計方法,然後著重分析不同波動成分的變化趨勢並對其成因進行簡單的分析。
二、波動性的分解模型和估計方法
1.波動性的分解模型
本文的研究中,將一隻股票的收益分解為兩部分:市場收益與個別收益。通過這種分解,我們可以構造衡量個股的兩種波動的度量,這兩種波動之和就是該股票收益的波動,所採用的方法優點在於無需計算股票間的協方差以及個股的β。
根據capm模型,我們可以得到一種個股收益波動的分解方式:
(1)var(r[,it])=β[2][,im]var(r[,mt])+var({圖}[,it])
其中r[,it]為個股的超額收益,r[,mt]為市場超額收益,且capm模型本身有r[,mt]與{圖}[,it]正交。但是這種分解的缺點是難以估計個股的β,且個股β是隨時間變化的。為解決這一問題,下面我們給出一種簡化的模型,該模型不需要個股β的信息。同時,該模型可以對個股收益的方差進行類似於(1)的分解。
首先,考慮如下不需要β的個股收益模型:
(2)r[,it]=r[,mt]+ε[,it]
注意在模型(2)中,r[,mt]與ε[,it]不是正交的,因此在計算個股收益的方差時不能忽略協方差項。根據模型(2),個股收益的方差為:
附圖{圖}然而,這里的方差分解又一次引入了個股的β。
但是,對整個市場內的所有個股收益的方差進行加權平均便消除了帶有個股β的協方差項:
(4)∑[,i]ω[,it]var(r[,it])=var(r[,mt])+∑[,i]ω[,it]var(ε[,it])=σ[2][,mt]+σ[2][,εt]
其中σ[2][,mt]=var(r[,mt]),σ[2][,εt]=∑[,i]ω[,it]var(ε[,it])。根據這種分解方法,我們就可以利用模型(2)中的殘查項ε[,it]來構造一種不需要個股β的平均個別波動度量標准。加權平均波動∑[,i]ω[,it]var(r[,it])可以理解為隨機選取的個股的波動期望值(隨機抽取到股票i的概率等於其在市場中的權重ω[,it])。
2.數據及波動性成分的估計
本文採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的a股股票數據來估計基於模型(4)的個股超額收益分解所得到的等式(4)中的波動成分量。樣本期從1990年12月19日始,至2001年12月31日終。這一樣本期內,股票數量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期初的8隻增加到期末的1133隻、股票的日交易數據共計1,311,427組。為了得到模型(2)中的個股超額收益(r[,it])和市場超額收益(r[,mt]),採用的無風險收益是人民幣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為估計等式(4)中的兩種波動成分量,採用下列步驟。令s為計算收益的時間間隔,本文主要採用股票日收益數據進行估計。令t為計算波動的時間間隔,本文中t一般指月。在時間間隔t內的市場收益波動,以mkt[,t]表示,由下式計算:
附圖{圖}
其中μ[,mt]是時間間隔t內市場收益r[,ms]的均值。市場收益是利用時間間隔t內所有個股收益加權平均得到的,取每隻股票當月的流通市值占總流通市值的比例且不考慮現金紅利再投資情況作為該股票的權重。這樣就得到了股票第一部分波動,即市場波動的估計量。
對於股票第二部分波動,即個別因素造成的收益波動,首先要根據公式(4)計算個股超額收益與市場超額收益的差ε[,is]=r[,is]-r[,ms],然後計算個股在時間間隔t內的波動:
附圖{圖}
如前所述,為了消除計算中的個股之間的協方差量,必須對整個市場內的所有個股收益的方差進行加權平均。由此得到了衡量各股票個別因素造成的平均波動的估計量,以firm[,t]表示:
附圖{圖}
經過上述步驟,就得到了衡量市場內個股的市場風險和個別風險的兩個估計量mkt[,t]和firm[,t]。
三、不同波動性成分的趨勢分析
根據上述模型和估計方法,即可對中國市場的股票收益波動情況進行分解研究。首先按照前面的估計方法,估計出市場波動以及個別股票波動這兩部分波動量的大小,進行圖形分析。圖1(a)顯示了中國股市中市場波動成分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包含了在上交所及深交所上市的所有a股股票,並按照流通市值進行加權平均,從圖中可以初步看出市場波動成分有一定的下降趨勢,但是不夠明顯。
圖1(b)對圖1(a)中的數據進行滯後12階(即數據滯後一年)的簡單移動平均,進一步表明市場波動成分有下降的趨勢。1990年至1991年股票樣本數量及交易量太小,波動不明顯,但1992年初,市場波動值約在0.020到0.025之間,至2001年底樣本期末,市場波動值約為0.05。尤其是1994年中期過後,市場波動的下降趨勢更為明顯。
圖2(a)則顯示了中國股市中個別因素波動成分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從圖中可以初步看出個別波動成分隨時間沒有明顯的趨勢。圖2(b)同樣是圖2(a)中數據進行滯後12階移動平均的結果。圖中有一定的趨勢,但是很不明顯。期初波動值約為0.020,至2001年底,波動值約為0.010。從整體上看,圖像較為平緩。
附圖{圖}
圖2 中國股票個別因素波動(firm[,t])
從圖形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國股市的市場波動成分在樣本期內有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個別因素的波動成分在樣本期內有下降,但是不明顯。而且兩列時序數據都有持續的波動,說明其變化趨勢有可能是隨機性的。因此,除了進行圖形分析,要確定兩種波動成分的時間序列數據是否有確定性趨勢,還是僅僅為隨機性趨勢,還需要進一步進行計量經濟學分析。

D. 哪有股票論文,可以指點一下嗎

】本文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進行了分析。首先,探討了股票股利會計結轉存在的各種備選方式及其理論依據;然後介紹和評價了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制定的關於股票股利的會計准則;接著評述了股票股利會計政策顯示信號的理論假設及其實證檢驗;最後,結合我國會計制度對股票股利的相關規定,討論了我國公司會計的現實選擇。

制定會計政策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項基本內容,也是將會計理論應用於實務的最為重要一環。在我略高於實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隨著企業經營自主權的確立與強化,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緊迫,已受到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高度重視。從理論界現有研究狀況看,多限於會計政策概念、性質、特點、目標等一般性理論問題的研究,還缺乏從實務處理的角度對會計政策進行具體分析[1]。有鑒於此,本文選擇公司分配股票股利這一會計事項,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及其經濟後果作一簡要分析,旨在引起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和重視,同時民為實務界有關股票股利帳務處理提供一些參考性意見。
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將會計政策定義為,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採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根據其制定的主體不同,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會計政策和企業會計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權威機構通過會計准則的制定和實施來體現的。而事者則是在宏觀會計政策的指導和約束下,企業根據其自身的實際情況所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和程序,常也稱之為微觀會計政策。產生會計政策的主要原因在於會計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們所持的不同的會計觀點[2]。
由於所有者權益本身是由資產與負債倒軋而得,是各項會計政策的最終體現,這無疑對其自身變動的會計處理增添了復雜性,其會計政策也便具有相應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過留存收益資本化而造成權益內部變動的一件典型會計事項,長期以來,人們對股票股利的會計處理一直存在爭議。從某種意義上講,股票股利本身源於人們對股東權益的認識。這使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義。

一、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採用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兩種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稱為分紅股或送股,是公司無償向普通股股東增發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會計問題主要有兩個:其一,股東收取股票股利時應否將其砍認為投資收益;其二,送股公司應如何確認和計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權益變化。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下,股東不應將收取的股票股利確認為投資收益。這也是目前會計界普遍持有的觀點。本文重點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即送股公司的會計處理,它涉及到結轉科目與結轉金額的確定。

(一)結轉科目的確認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可以視為帳戶結轉和股票分割兩筆業務的復合。因為股票股利並不代表股東對公司的投資增加,如果會計上不對股東權益另行分類,或者完全按來源劃分權益,則不存在帳戶之間的結轉問題。但在現行的會計實務中,為了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會計人員對股東權益的劃分並未完全遵循來源標准,而是考慮了多重目標。典型的分類方式是將股東權益劃分為資本金帳戶和留存收益帳戶。前者可以進一步劃分為永久性資本(股份公司為股本)和資本盈餘帳戶(在我國為資本公積)。這樣結轉分錄就可以分別由資本盈餘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資本帳戶結轉。
在實行法定資本制的國家,資本金帳戶不得用於股利分配,用於利潤分配的資金一般只能來自留存收益。但在英美等實行授權資本制的國家,對股利來源一般不作嚴格限制,例如根據美國示範公司法(mbca)的規定,如果公司保持償債能力並能在債務到期時償付則允許分配,在這種規定下,甚至股本(capital stock)都可直接用於分配,更不用說資盈餘(capital surplus)了;而在英國,用於描述股票股利的「分紅(bonus issue)」,其實施是按增發股份的面值從資本盈餘中結轉的。

(二)結轉金額的計量

分配股票股利的會計本質是在不改變公司資產總額的情況下,通過結轉留存收益(授權資本制下還包括資本盈餘)而增中其法定資本數額。結轉之後,同等數額資產的用途被施加限制,董事會不能象以前一樣將這些資產分配給股東,所限制的數額為增發股份所必要的額外法定資本,這一數額即為需要資本化的留存收益。而每股所代表的法定資本數額一般是用面值表示的(無面值股份為董事會所設定的價值),相應地,只有面值結轉才是符合股票股利會計本質的,任何其它結轉計價方式都是武斷的,有違於這一事項的內在邏輯性。
但在實務中,卻存在多種計量方法,如市場價值、增發前每股帳面資產價值或同類股票的發行價值,其中尤以市價結轉法最受關注。支持市價結轉主要持下述兩種觀點[3];

1、再投資假設:股票股利可以看成由兩筆交易組成,公司先向股東支付現金股利,股東收到現金股利後再按市場價值向公司購買新增股份。從帳務處理上看,公司在發放現金股利時可以按股票的市場價值減少留存收益;而隨後的股票銷售將按同等金額增加實收資本。

2、機會成本假設:公司股票股利的成本被認為是將股票送給股東而不是在市場中出售的機會成本。即因為公司本來可以按市價出售這些股份,這是股利金額的最好證據,這一數額應被資本化。
這些觀點的似是而非性實質上反映了人們對股東權益認識的模糊,如以剩餘權益理論來看市價結轉,股票市場價值代表了企業的權益總額,其本身已包括了資本金和留存收益。因此,將代表兩者之和的數額從後者結轉到前者是不合邏輯的。

二、美國股票股利會計准則評介

在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cap)(1938年—1958年)於1941年首次發布關於股票股利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arb11)。該項公報對股票股利的來源及帳務處理作了要求:首先,股票股利只能限於當期收益;其次,當市場價值顯著高於面值或法律規定時,增發垢股份應按市場價值予以資本化。1952年,arb11為現行權威公告所取代,即修訂後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這份公報對評估股票股利的標准作了界定和區分,同修訂前相比,基本上未作改動。1953年,cap又對此前發布的42份研究公報進行調整,匯編而成第43號會計研究公報和第1號會計術語公報。其中,關於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會計規定被收錄於43號公報第七章第二部分(arb43,ch.7b),並一直沿用至今。

(一)准則簡介

在這份准則中,最受爭議的一點是關於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規定。根據委員會的規定,當送股比例低於20%或25%時,必須按增發股份的市價結轉(後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選取25%作為劃分小額送股上限)。cap對此所作的解釋是,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投資者會將其視為公司收益的分配,其數額相當於收取額外股份的公允價值。基於這種認識,市場一般不會對小額送股作出明顯反應。因此,如無公司所在州公司法的特別規定,公司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應按市價結轉。但在控股公司(closely-held companies)中,因股東對公司事務十分了解,不會把股票股利看成是公司收益的分配,應當按法定要求的面值或設定價值予以資本化[4]。
對於高於設定比率的大額送股,cap提供了兩種備選處理方法,一是根據所在州公司法的規定,按面值或設定價值結轉,並建議公司將送股描述為「以股利形式實施的分割」(splitup effected in the form of a dividend)。而在州公司法對此未作規定時,就沒有必要對留存收益進行資本化了,可按股票分割不作帳務處理。對此,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還推薦了另一種處理辦法,即按面值從資本盈餘結轉到股本帳戶。

(二)評價

對於cap的這份公報,公眾褒貶不一。尤其是關於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說法。在准則制定之初,委員會部分成員就曾指出,cap在制訂股票股利收取者(recipient)的會計政策時,已認為不應將其確認為收益;而在制訂股票股利發放者(issuer)的會計政策時,又基於與前者完全相反的假定,因而兩者之間缺乏內在一致性。並且,cap將會計政策建立在可能引起的市場瓜這一假設之上,也是不符合邏輯的。此外,對市場瓜的假設也並未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根據有效市場理論,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麼無論是何種比例的送股,對股票的稀釋都應當立即在股票價格中得到反映。福斯特等人(foster etal.1978)分析了送股時股價行為,發現無認綱舉目張額送股還是大額送股,股東在股東的除權日附近的異常報酬並不顯著異於零。[5]亦即,市場對各種比例的送股均會作出適度調整,只不過受市場非完善因素阻礙,這種調整不是很充分而已。盡管如此,cap突破了傳統會計理論框架的約束,結合股票股利的市場反應來制定會計准則。對此,哲夫(zeff 1978)評論道,cap關於股票股利的會計公報是會計界在制訂會計政策時將其經濟後果納入考慮的最早事件之一[6]。這對於其他會計政策的制定無疑具有啟發作用。
從歷史上看,會計程序委員會是為美國注冊會計師最初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而設立的機構,尚處於准則制定的探索階段。委員會發表的會計研究公報,也主要是對現行會計慣例加以選擇和認可,而缺乏對會計原則的系統研究。股票股利會計准則的制定充分體現了arb就事認強烈,缺乏前後一貫理論依據的不成熟特點。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公報沒有嚴格遵循會計上的邏輯。

三、有關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實證研究

與現金股利不同,股票股利並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而只是企業內部的會計結轉和股票分割的復合。因此,如果市場是有效的,則會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對其會計政策的信息內涵作出適度反應。這方面的研究舉不勝舉。例如,格林布勒特等人(grinblatt,masulis and titman 1984)(簡稱gmt)在調查股票股利宣告日價格反應時,發現有顯著的異常報酬(abnormal return)。表明股票股利的宣告確實向市場傳遞了某種信息。對於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前者的兩天報酬為3.03%,而後者則為4.9%,顯然股票股利的宣告效應較大;對於不同送股比例的股票股利,大額股票股利的異常報酬為4.90%,小額股票股利為5.89%,宣告報酬隨送股規模呈反向關系。gmt用留存收益假設(retained earnings hypothesis)對這一現象作了解釋[8]。

(一)留存收益假設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在非完善市場中,企業管理者要比外部投資者更了解企業當前的盈利水平和未來的增長潛力,即具備更多關於企業價值的真實信息。因此,在必要時,尤其是在企業價值被市場低估時,管理者便會採用相應的手段予以揭示。其中,股利政策是一種常用的信號顯示(signaling)機制。同現金股利相比,股票股利既能傳播信息,又不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而倍受管理者的歡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股票股利的發放是不花任何代價的。作為一種信號顯示機制,為了防止被造假者利用,它必須具備相應的信號成本,足以使潛在的造假者望而卻步,股票股利同樣如此。從會計角度來看,可用留存收益假設來解釋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
該假設認為,企業發放股票股利時,一般會從留存收益中結轉出一部分金額到永久性資本帳戶(即股本和資本盈餘),而留存收益通常又是企業發放現金股利的最高限額。因此,由股票股利所引起的留存收益減少,實際上就削弱了公司在未來支付現金股利的能力。除非公司具有良好的經營前景,可用未來的收益填補減少的這一部分,否則,會因留存收益不足以支付現金股利而陷入極為不利的困境。這對於造假者而言,代價是昂貴的。因此,在正常情況下,投資者會將股票股利的發放視為一個有利信號,它顯示了管理者對公司未來業績的信心。
嚴格地講,留存收益假設是不夠准確的,它必須具備這樣兩個條件:首先,對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結果必須要減少留存收益;其次,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前者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後乾則涉及到相關法律的具體規定。為此,彼得遜等人(peterson et al.1996)[9]提出可分配權益(distributalbe equity)概念,它是公司怕在州對公司支付現金股利的法定最高限額。只有引起可分配權益減少的股票股利,其信號成本才是昂貴的。

(二)送股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實證檢驗

根據會計程序委員會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規定,股票股利的會計結轉一般有以下幾種處理方式:
當送股比例低於25%時,
·必須按增發股票的市價從留存收益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和資本盈餘帳戶
當送股比例大於或等於25%,可以在下述三種方法中選擇
·按面值從留存收益轉入普通股股本帳戶
·按面值從資本盈餘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帳戶
·視同股票分割不作帳戶結轉,只須按送股比例減少每股面值
可分配權益是由各州公司法規定的,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要求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第二類則為留存收益和資本盈餘之和;第三類最為寬松,只要不至於引起資不抵債,所有權益均可用於發放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多樣性及分配權益的不同規定,使得其信號成本也不盡相同,可表述如下:
表1不同送股比例及其會計處理對可分配權益的影響(參見會計研究2000.3第51頁)
根據留存收益假設,可分配權益減少得越多,則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就越高,從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對未來業績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以通過送股比例及會計方法的選擇,向市場顯示其關於企業價值的私有信息。彼得遜等人的實證結果表明,對於可分配權益減少了的企業,投資者在股票股利宣告日附近所獲得異常報酬顯著高於其它企業,證實了留存收益假設的有效性。
此外,根據規定,25%的送股比例為大額送股與小額送股的分界線。在此以上按面值結轉,在此以下則按市值結轉。又因股票市價一般遠遠高於其面值或設定價值。這樣,在送股比例低於且接近於25%時,公司所結轉的留存收益數額可能會遠遠超過其送股比例高於25%的情況。從而出現小額送股卻要比大額送股減少更多留存收益的反常現象。例如,在1987年6月,貝爾產業(bell instries)宣告了20%的股票股利,贈送新股1,081,402份,每股面值0.25美元。貝爾為此結轉了2052.7萬美元。而如果貝爾宣告25%的股票股利,則只需按面值減少33.8萬美元的留存收益。由於兩種比例十分接近,因而可以忽略諸如股票流通性等其他因素對股價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在20%和25%兩種送股比例之間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根據留存收益假設,20%的股票股利可能被市場理解為管理者傳遞關於企業價值更有利的信號。對此,蘭金等人(rankine et al.1997)通過經驗測試,對兩種送股比例的企業作了比較。結果表明,對於送股比例為20%的企業,股東在宣告期獲得了更大的異常報酬,公司也在宣告以後的期間內出現了增長更快的現金股利[10]。
上述結果證實,管理者有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傳其私有信息的動機。換言之,會計政策具有傳遞信號的功能,從而有利於減緩企業管理者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四、我國股票股利會計政策評析
迄今為止,我國股票股利的會計准則,只是在相關的法規中作了一些零星的規定。

(一)制度分析

我國屬於法定資本制的國家。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權益由四個科目構成,即股本、資本公積、盈餘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其中,由資本公積向股本的結轉屬於資本性帳戶的內部結轉,不具有利潤分配的性質,由此項會計處理而進行的無償增股自然不作股票股利。中國證監會於1996年7月24日公布的《關於上市公司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須將以利潤派送紅股和以公積金轉為股本予以明確區分,並在股東大會上分別作出決議,分項披露,不得將才者均表示為送紅股。」
《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法定公益金後剩餘利潤,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我國並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正式規定。根據《企業會計准則第×號——所有者權益(徵求意見稿)》第21條第1款,公司在公配股票股利時,「應按該種股票該次發行價格確定其價值。如果該次作為股利發放的該種股票沒有發行價格,則應根據公司連續盈利情況和財產增值情況確定股票股利的價值,按確定的股票股利的價值減少留存收益。」此外,根據《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對結轉分錄的規定,公司按股東大會批準的應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額,辦理增資手續後,借記「利潤分配——轉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貸記「股本」。如實際發放的股票股利金額與票面金額不一致,應當按其差額,貸記「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科目。雖然《制度》並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明確規定,但從其帳戶處理所涉及的科目看,無疑是允許企業使用面值法或其他高於面值的金額結轉。

(二)實務處理

盡管會計制度允許企業採用多種送股計價方式。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於股票市場發育尚不成熟,股價波動較大,使得股票有公允價值難以確定。公司發放股票股利一般是按照股票面值折股的。因為股票面值一般為1元,便於確定所要結轉的金額(應等於增發股票有數量)。這使股票股利的數額與折股的股票面值總額保持一致,因而不涉及折股中的溢價問題。從納稅角度看,這一處理有利於公司減輕股東稅賦,因為如按照市價結轉,其結轉金額無疑會遠遠超過面值數額,由此應由股東承擔的稅賦也是相當重的。
此外,實務還對股票股利處理時間與報告揭示作了靈活處理。對於現金股利,在董事會確定利潤分配方案後,必須進行帳務處理;當它與股東大會批準的現金股利之間發生差異時,必須調整會計報表相關項目的年初數或上年數。對於股票股利,董事會提出分配方案時不需要進行帳務處理,只需要在當期會計報表附註中披露;在股東大會批准利潤分配方案並實際發生時,直接進行帳務處理,因而不存在有關項目調整的問題。股票股利之所以採用上述處理方法,首先考慮到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的差別,如果採用與現金股利丁同的處理方法,在董事會提出利潤分配方案時須作為負債處理,執必誇大公司的負債權益比例,從而可能導致一些股東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誤解。其次,按照現行規定,企業在增加資本時必須報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變更注冊資本。一般情況下,應當是在股東大會正式批准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後,才正式申請變更注冊資本的注冊登記。因此,在送股發生時再進行帳務處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會計調整。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實務界對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選擇既保證了會計信息質量,又有利於簡化會計工作程序和手續,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維護了股東和企業自身的合法權益,因而是合理可行的。與美國相比,我國實務界對送股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缺乏可選性,從而限制了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功能。但在目前,由於我國尚不具備象美國一樣發達的資本市場,通過會計政策來傳遞信號還缺乏相應的市場條件,因而會計政策還僅僅限於指導會計信息加工的作用。

五、小結

本文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動機、經濟效果、選擇依據作了逐一分析。現作如下歸納:
·會計政策的可選性產生於會計人員對會計對象的認識上的分歧;
·宏觀會計政策制定者有動機通過准則的制定以擴大影響;
·在有效資本市場中,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傳達管理者私有信息的功能;
·會計政策的選擇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則,並有利於企業總體目標的實現;
·公司法是制定會計政策的法律依據,會計政策從會計角度確保公司法的實施。

E. 股指期貨對股票市場影響實證分析

股指期貨市場以期貨交易方式復制了現貨交易,猶如給原本單軌運行的股票市場又鋪了另一條軌道,對維護股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長期以來,我

F. 請以有效市場假說分析中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

中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研究中的三個問題
一,關於研究的理論基礎問題
目前,我國學術界對我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的研究,幾乎都是以"有效市場假說"這一理論為理論基礎的.法瑪把大量對證券市場效率的觀測,發展成有效市場假說.該理論的實質,是研究證券市場場價格對全部相關信息反應的速度和分布.有效市場假說較完全市場假說,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為人們指示現實中的證券市場效率與有效市場假說中的三種不同市場效率的差距,查明其原因,進而對症下葯,以達到提高證券市場效率的目的,提供了理論指導.但是,有效市場假說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基於有效市場假說存在的缺陷,彼得斯提出了分形市場假說,以替代有效市場假說.分形市場 說是應用"分形幾何學"這一20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來研究證券市場,有專家認為,分形市場假說集中反映了現代資本市場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與時下居主流地位的有效市場假說大相徑庭,因此,對我們證券有效性的研究,應以這一理論為主要理論基礎之一,才能較客觀地揭示出證券市場的特性及有效性.
二,關於研究的方法問題
目前,對我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對我國證券市場是達到弱型效率還是達到半強型效率進行檢驗.其中,對證券市場是否達到弱型效率的檢驗,基本上都是採用"隨機遊走模型"和"過濾檢驗"兩種方法;對證券市場是否達到半強型效率的檢驗,基本上都是採用"市場模型"和"夏普一林特勒模型"兩種方法.而不同的則只是樣本的時間及數據不同.由此可見,目前我國學術界對證券市場有效性進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實證法,尤其是經驗性實證法.這對於我們解釋和預測我國證券市場有效性達到什麼程度,無疑是必要且重要的.
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實證法本身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其表現主要有:實證法力圖用有限的事實和現象去證明普通的命題,其研究結果便不可避免地帶有概率或然性;過分強調假設和數學模型化,可能導致把研究對象過於簡單化,從而使研究結果產生較大的系統性偏差,遠離現實.忽視甚至否定價值判斷,可能造成"是什麼"和"為什麼"之間的割裂,出現"描述主義"傾向,等等.因此,在研究我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的過程中,實證分折和規范分折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的.把這兩種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既有助於說明"是什麼的問題","為什麼是這樣的問題",也有助於說明"應該是怎樣的問題".
三,關於研究的定位問題
筆者認為,證券市場的有效性應集中地體現於:證券市場與國民經濟運行保持一致性,即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中能夠真正起到了應有的促進作用.因為證券市場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功能和作用,只有在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出正確的理解和評價.而且,還應該看到,證券市場的有效性在證券市場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經濟環境下,又有著不同的具體內涵和側重點.這就客觀上決定了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對證券市場有效性的研究有一個"定位"問題.只有"定位"正確,才能使證券市場有效性的研究為充分發揮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促進作用,提供理論指導和政策建議.
在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應該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籌資效應";二是"改革效應",即促進國有企業產權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的轉變;三是"配置效應",即促進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但相比之下,後兩大作用更加重要.因為對國有企業來說,增強其活力和競爭力的根本問題不在於"缺錢",而在於缺少把錢用好的機制.因此,這兩大作用的發揮,應是我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的集中體現,或者說是我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的第一目標.然而,目前有許多學者在對我國證券市場有效性進行研究中,則把其定位單純地放在證券價格對有關信息做出如何反映的檢驗上.顯然,這便忽視了證券市場與國民經濟運行的一致性,對當前如何發揮證券市場在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而且,由於這種檢驗的范圍僅局限於證券二級市場,忽視了證券一級市場的作用.事實上,證券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只有把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全面而有效地發揮證券市場的功能.
原作者:張兆國 宋麗夕 張新朝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黃迪摘自《中南財經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
走出弱型有效市場的誤區
――――對中國股市EMH實證檢驗及其結論的評述與思考
股票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是通過價格機制實現,因而對股票價格行為和定價效率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問題.由於價格機制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核心機制,因此,西方學者對資本市場的效率進行研究時,大多數是對價格效率進行研究,即研究金融市場中的資產怎樣定價才是有效率的,並以此來研究和驗證資本市場本身的效率.其中,最有影響的有效市場假說(EMH)是主流的金融市場理論.
一,有效市場假說及其缺陷
有效市場假說實際上是信息效率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信息以不帶任何偏見的方式在證券價格中得到反應,那麼就可認為市場是有效的.有效的股票市場意味著股票的現實價格充分地表現了對股票的預期收益,也反映了影響股價的基本因素和風險因素.然而,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現象已無法在這一理論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釋,如收益率的尖峰和胖尾,元月效應,小公司效應,低市盈率效應,過度反應和反應不足等等,盡管EMH的支持者為了應對來自各方的挑戰,一再對該理論描述做出修正,EMH仍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其主要爭議表現在:(1)信息界定的模糊性.(2)市場價格本身並不能反映所有信息. (3)"聯合假設"的檢驗問題,有效性的檢驗犯了循環定義的邏輯錯誤.(4)EMH沒有涉及到市場流動性問題. (5)EMH的線性範式.
二,傳統EMH檢驗方法對中國股市的有效性檢驗及其結論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相當數量的關於中國股市的弱型有效和半強型有效檢驗方面的研究.傳統對EMH檢驗半強型有效的方法主要有三類:一是基於公司特徵的交易策略的檢驗,典型的方法有小公司效應檢驗和低市盈率效應檢驗;二是市場對於信息的過度反應或反應不足的檢驗;三是對專業投資者業績的檢驗,看專業投資者能否憑專業技能獲得超額收益.如果證券市場中存在以上情況,則說明未達到半強型有效,反之則認為達到了半強型有效.對於中國股市半強型有效的檢驗,學者們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認為中國股市末達到半強型有效.
檢驗弱型有效的代表性的方法有隨機遊走檢驗,遊程檢驗和過濾檢驗.該類檢驗實質上是考察證券價格間是否存在相關性,如果證券價格間不會表現出某種可觀測或可統計的確定趨勢,則認為市場達到了弱型有效.早期對中國股票市場的弱型有效檢驗認為中國股票市場未達到弱型有效,隨著股票市場的發展,後來的使用傳統EMH檢驗弱型有效的方法對中國股市的檢驗傾向認為,中國股市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達到了弱型有效.
三,對我國股市弱型有效結論的反思
中國的股票市場目前還不具備用傳統EMH檢驗的外部條件,用對中國證券市場的傳統EMH檢驗得出的弱型有效市場的結論來定位中國股票市場的有效性,其結論的可信度不高.原因如下:
1,傳統有效市場檢驗本身的問題
主流的EMH檢驗中應用的都是線性計量模型,獨立性和正態分布是其基礎假設.然而,實際情況卻不一定如此.在對我國股票市場有效性的檢驗中,我國學者已經注意到了價格行為的非線性關系對傳統EMH檢驗的影響,在非線性的框架下,研究結果都拒絕傳統方法對中國股市弱有效性的判斷.
2,中國股票市場自身存在嚴重的價格偏離問題
股票價格對於所代表的企業價值產生偏離,造成中國股票市場的價格嚴重脫離基本面因素決定的真實價值.用主流EMH檢驗方法得出的中國股票市場弱式有效的結論,定位中國股票市場的有效性,幾乎說明不了中國股票市場定價對於上市公司價值評估是否有效,多大程度有效的問題.
四,結 語
總而言之,之所以不能照搬國外的EMH理論對中國股票市場檢驗得出的結論,歸根到底是由於中國股市及其外部環境的不成熟性,決定了中國股票市場中信息的規范性,真實性,充分性和分布的均勻性等都與成熟市場有較大差異.這加劇了投資者行為的非理性,導致反應和反映信息的價格對於企業價值的評估很難是"有效"的.當然,經驗檢驗仍然有其參考價值.市場有效性檢驗是對市場運行結果的檢驗,如果價格確實是隨機遊走的,至少說明股票市場的運行已經能比較充分,迅速地對歷史信息做出反應,這也是股票市場自身運行效率提高的表現.但如果談到股票市場定價對於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仍然需要對市場本身的運行機制,外部制度和經濟環境進行綜合分析,這樣,才可能對我國股票市場的效率有比較完整和准確的把握,從而進一步改善我國股票市場的效率,提高股市在我國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作用.
原作者:鄭 偉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黃迪摘自《鄭州紡織工學院學報》2001年12月第4期
論中國股市非有效的市場結構性因素
中國股票市場的非有效盡管為大家所接受,但問題是,須正確地探求造成中國股票市場非有效的原因.中國股市信息披露的不規范,有些人利用資金優勢操縱股市,內幕交易等類似因素只是中國股票市場非有效的一些淺表性原因,而中國股市效率的基礎性原因是市場結構,其他因素均須在此基礎上才能產生作用,所以不能把影響股市效率的各種因素相提並論.
中國股市的市場結構表現為,從股市投資者構成角度看,許多個股的流通股部分,由一個(或多於一個)"莊家"與大量"散戶"所共同擁有.將中國股票市場非有效的基本原因歸之於中國股市的這一市場結構是因為股票市場的效率需建立在這一股市接近於完全競爭市場的基礎上,而中國股市的這一結構,完全破壞了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我們知道,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成熟的股市中,經濟學家通過對股市有效性所作的大量實證檢驗,比較一致地得到了中強有效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強式有效的結論.發達國家成熟的股票市場之所以有效,其基礎在於這些國家股市相對較為合理的市場結構,使股市成為一個非常接近於完全競爭的市場.第一,市場上有眾多的買者和賣者,任何一個投資者只能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而不能操縱市場.第二,信息是完全的.第三,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第四,產品是同質的.而在中國的股票市場上,盡管證券法規限制股市寡頭操縱個股,例如《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證券法》對機構投資者投資一個個股的份額限制為該個股總流通股的5%以內,個人限制為5‰以內.但在實際上,熟悉中國股市的人都知道,股市寡頭炒作個股持有的流通股比重通過分散持倉等手段遠遠超過這個比例,否則,所謂的"莊家"概念就不會在中國股市如此流行.這就是說,在中國股市中,這一法規條文很難得到有效執行.
現在,我們來分析中國股市的這一市場結構怎樣決定了股市寡頭和中小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和投資活動,及這些決策和活動的過程怎樣成為破壞中國股市實現接近於完全競爭市場的基礎性條件,從而導致了中國股市的非有效.
由於股市寡頭的特徵是通過佔有個股相當大的份額,從而操縱該個股的價格走勢,因此,股市寡頭和中小投資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就具有典型的博弈性質.為了說明上的方便,我們先假定他們之間的博弈屬於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類型,那麼,這一博弈就類似於博弈論中著名的"智豬博弈"的例子."智豬博弈"這一例子講述大豬和小豬需作決策,由誰去按能夠使其獲得食物的按鈕.分析這一博弈,大小豬均為最優的戰略,即納什均衡,是大豬按,小豬等待,結果是大小豬均獲得相同的收益,各能吃到4個單位的食物.在股票市場上,股市寡頭就類似於大豬,中小投資者就類似於小豬.股市寡頭要贏利,只有自己收集信息,利用資金優勢操縱價格,獲取差價.中小投資者既無能力收集信息,也無能力操縱價格,他們的最優戰略只能是跟隨股市寡頭.但前提是,這一完全信息靜態博弈類型假設成立.但在實際中,中小投資者卻遠沒有"小豬"那麼幸運.事實上,他們跟庄的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虧損而不是獲利.原因在於,中小投資者與股市寡頭在中國股市特定的市場構造下進行的博弈並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類型.換個角度說,中國股市的市場構造,使中小投資者與股市寡頭的博弈是在中國股市遠離了完全競爭的市場狀況下進行.首先,從信息角度來看,股市寡頭與中小投資者之間存在著信息的嚴重不對稱,他們之間的博弈是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其次,從資本流動性角度來看,中國股市中的中小投資者資金流動實際上受到了極大的阻礙.再次,從產品同質性角度看,中國股市存在同股不同權不同利狀況.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大多分為國家股,法人股和社會公眾股三部份,其中,國家股,法人股不能通過證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原作者:李雅珍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黃迪摘自《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
市場有效理論對我國股市發展的啟示
股票市場是否有效是股票價格對市場信息的反應程度.根據對深滬股市1995年以來的檢驗表明,我國股市基本呈弱式有效市場.同時,運用市場有效理論有助於政府金融管理當局對股市的監管,也有利於我國股市發展中對機構投資者的培育以及對個人投資者的保護.
以下從兩個方面分析我國股票市場的有效性對股票市場發展的啟示.
市場有效性理論對監管當局的啟示
政府在股票市場中主要有兩種方式的干預行為:一種是通過宏觀經濟調控,試圖通過調整股票市場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對股票價格的長期走勢進行控制,不能猛漲也不能暴跌,即把凱恩斯的市場干預理論運用到證券市場中;另一種是通過立法等規范市場行為的手段,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保證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規避違約風險.通過對資本市場有效性理論的研究,我們認為,對於第二種干預,是完全符合有效市場理論的,而對第一種干預則是不可能達到預期效果的.
資本市場上,有效市場理論告訴我們,股票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是它所包含的信息而不是供求關系,換句話說,無論市場處於強式或半強式或弱式狀態下,試圖以行政方式改變股票宏觀供求狀況希望達到對股票市場的長期運行進行調控是不可能的.在有效的股票市場中,信息是決定股價的最主要因素,所以信息在一個股票上的傳導途徑,傳導速度和傳導質量,就成為影響該股票市場體現為何種效率的關鍵.而政府對一個有效的股票市場進行干預的最好途徑是對信息的傳導機制進行完善和監管.所以,政府對股票市場的管理與干預應以目前的行政手段為主的格局逐漸轉變為大力加強建立在三公原則上的信息披露渠道,完善和規范信息披露內容和形式以及監督信息披露質量等方面,使股票市場體現更高的效率,以最低的交易成本發揮其重大作用,真正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股票市場有效性理論對投資者的啟示
對機構投資者的啟示
對於機構投資者來說,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應該是提供一級市場的發行業務,而就個人投資者而言,提供投融資服務,以收取服務費的方式對各種不同投資條件的投資者提供不同的投資服務應是其主要的經營方式,一方面,這樣才能使機構投資者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有持續穩定發展的可能,另一方面,機構投資者有比個人投資者更低的投資成本,從而降低整個股票市場的交易成本.而形成這種局面的前提必然使內幕交易的利潤不足以抵付其交易成本,包括直接的交易成本和違法成本.因此,必須大力培育中國的機構投資者,通過機構投資者的理性投資以保證股票市場的穩定.
2.對個人投資者的行為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1)對技術指標的態度.市場有效性理論告訴我們,股票價格波動符合隨機漫步模型,歷史價格只包含歷史信息,這對技術分析賴以成立的前提――歷史是不斷重復的,歷史價格包含所有信息是一種巨大的挑戰,而大多數對技術分析實證研究也表明,即使技術分析能夠帶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也通常是在不考慮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出現的,技術分析能否可以讓投資者持續地獲取超額利潤是有疑問的.
(2)對理性投資概念的理解.股票市場有效性理論告訴我們,只要投資者對新信息作出必要的有利於自身的反應,其行為就是理性的,這與股票市場價格的穩定性是沒有關系的.相反,如果在一個價格反映出無法進行長期穩定投資的市場中進行長期投資,這種投資行為才是不理性的.所以作為投資者來說,應該明確長期投資與短期投資並不是劃分理性與非理性投資的標准,只有對市場信息進行充分反映的投資行為才是真正的理性投資行為.
(3)對個人投資者投資成本的思考.在一個低效率的股票市場中進行投資的成本是非常之大的,這個成本包括進行交易所直接花費的費用,信息成本和機會成本,在考慮成本後在一個效率較低的市場中所獲得的收益實際上並不如投資者所期望的那麼多.
總之,股票市場有效性理論對發展我國股票市場具有重大的借鑒作用,它對股票市場的設立者,監管者和不同的投資者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是在我國股票市場各方面仍不完善的時期,研究股票市場有效性理論有利於我們在發展股票市場的過程中少走一些彎路,使股票市場這個市場經濟的中樞在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發揮最大作用,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
原作者:李木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黃迪,劉梅摘自《財經科學》2001年第2期

關鍵字: 問題 有效性 研究 證券市場 中國 三個

G. 關於股票各方面的知識。我急求一篇關於股票知識的作文。

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
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新領域。多數的實證分析證實股票市場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那麼,我國股票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否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增長呢?回歸分析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因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股票市場發展是我國金融深化的重要環節,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股推動力量。

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當經濟學家詳細探討了貿易與經濟增長、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後,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場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來股票市場的發展前景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對於股票市場尚未充分發展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假如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那麼,促進股票市場的發展就是顯而易見的政策建議。

截至2000年3月初,我國股票市場的A股流通市值已達10609.4億元,在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A股的公司達到了929家。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指標與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相比,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我國1993—1999年間A股流通市值與GDP的比率平均為0.052,46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1976—1993年間的平均比率為0.32。1993—1999年間我國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額與GDP的比率)為0.275,1976—1993年間美國股市的平均交易率為0.29,英國為0.253,韓國為0.183,泰國為0.144。顯然,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了。

怎樣研究和確定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呢?萊文和澤爾沃斯(Levine andZeros,1998)在總結阿切和喬萬諾維克(Atje and 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次證實了一個重要的假設:股票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本文運用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對1993—1999年期間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以檢驗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起到了促進作用。一、變數與數據的解釋

為了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我們需要確定以下幾個方面的指標。

(1)股票市場發展的指標。下述四個指標可以反映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

第一個指標是資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於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與名義季度GDP的比率,我們用它來反映股市的發展狀況。之所以選擇流通市值而不是市價總值,是因為我們認為國家股和法人股並沒有上市流通,不具備股票市場應有的風險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會公眾股才能代表我國股票市場的規模和發展水平。股票市場規模越大,募集資本和分散風險的能力越強。考慮到B股相對於A股規模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僅為A股流通市值的3.5%,將B股捨去不會影響計量模型的准確性。流通市值等於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總和。1998年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月報》(1998.1—1999.12)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市場統計》(1998.1—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來自《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1995—1998年);上交所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無法從公開出版物上獲得現成數據,我們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盤價計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數據來自《中國統計》(1992.11—2000.2)。

第二個指標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於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總成交金額與季度名義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經濟總量為基礎的股市流動性。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額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月報》(1998.1—1999.12)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市場統計》(1998.1—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額來自《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1995—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額在公開出版物上難於找到現成的數據,我們依據《中國證券報》(1993.1—1993.12)和《證券市場周刊》(1993.1—1993.2)上的數據計算得出。

第三個指標是換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於A股季度成交金額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換手率意味著相對低的交易費用。第二和第三個指標均反映了股票市場的流動性(Liqridity)。

第四個指標是股票市場收益率波動,用Volatility表示,等於滬市A股指數的季度標准差。滬市A股指數來自《中國證券報》(1993.1—1999.12)。在我們研究的期限內,深市和滬市大盤的走勢基本一致,因此,我們只計算了滬市A股指數的標准差。因為上市公司的季度紅利分配數據無法精確得到,所以我們在計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動時,只計算了資本利得的標准差。

(2)經濟增長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使用三個經濟增長指標。

第一個指標是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用GY表示。我們以1993年第一季度為基期,計算各季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基期RPI=100。用名義GDP除以當季的RPI就得到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在計算各季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時,採用商品零售價格的月度環比數據,其中1996年和1997年各月的數據來自《中國物價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統計年鑒》(1996年、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價格月度環比數據散見於《價格理論與實踐》(1992.11—2000.1)、《中國統計》(1992.11—1996.2)、《宏觀經濟管理》(1994.8—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標中,我們使用的均是名義GDP,這是因為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同時作用於這些指標的分子與分母,兩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亡抵銷了這種影響。

第二個指標是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季度環比增長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無法獲得資本存量的季度折舊數據,所以不使用資本存量增長率指標;②無法獲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整的季度數據,由於我國上市公司絕大多數屬於國有企業,股票市場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聯系較為密切,所以使用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數據。各季度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名義值同樣除以季度零售物價指數而化為實際值,然後再計算各季度的環比增長率。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名義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來自《中國統計》(1992.11—1994.5)和《宏觀經濟管理》(1994.8—2000.2)。

第三個指標是居民的銀行儲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於居民本季度末的儲蓄存款余額減去上季度末的儲蓄存款余額再除以該季度的名義GDP。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儲蓄存款季度末余額來自《中國金融統計年鑒》(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儲蓄存款季度末余額來自《宏觀經濟管理》(1998.5—2000.2)。

(3)傳統的金融深化指標。用Depth來表示,測定金融中介的規模,等於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現金以及銀行與非銀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帶息流動負債)與當季GDP的比率,即M2/GDP。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存量的算術平均值。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來自《中國金融年鑒》(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來自《宏觀經濟管理》(1998.5—2000,2)。因為1993年前後M2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所以1993年第一季度的Depth指標中的M2更指1993年第一季度末的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在現實世界中,經濟增長受到許多因素內影響。為了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於其它變數,有必要結合相定變數進行分析。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在優比資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疊之處,西方關於金融中介的理論表明金融中介同樣能夠降低信息獲取成本、促進對大企業的控制,以及提供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性的機制。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股票市場和金融中介在經濟體系中提供了不盡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場在提供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性機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優勢,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獲取成本和對大企業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因此,我們把股票市場和金? 謚薪櫸旁諭�桓瞿P橢薪�惺抵ぱ芯浚�約煅榘��私鶉謚薪槎躍�迷齔さ撓跋旌蠊善筆諧∮刖�迷齔ぶ�淶南喙匭浴6�⒒毓榻峁�捌浞治?/P>

運用SPSS統計軟體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和經濟增長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線性回歸,我們得到以下幾個結果: 結果一:Capitalization、Value和Capitalization(-2)和Capitalization(-4)、Value(-4)都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都大於1.71)。

當期的Capitalization、Value和GY之間的高相關度並不一定說明股票市場的發展推動了經濟增因為當期經濟的繁榮同樣會導致當期股票市場交易的活躍。在回歸模型中,CaPitalization(-4)的偏相關系數比Capital-ization的偏相關系數要大(由1.93增加到2.37),而Value(-4)的偏相關系數與Value的偏相關系數相比,則沒有發生多少變化(由0.63變化到0.60)。這說明當期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水平與一年後經濟增長率的相關度是非常高的。僅僅根據上述數據,我們仍然不能得出股票市場推動了經濟增長的結論。因為還存在著另外『下問題——「價格效應」,即預期將來經濟的繁榮會導致當期股票價格的上漲、股票交易的活躍。「價格效應」會使股票流通市值擴大,成交金額增加。為了檢驗「價格效應」是否是促成GY和Capitaliza-tion(-4),Value(-4)之間高相關性的主要原因,我們把Capitalization(-4)和Value(-4)放在同一個方程中進行回歸,表1顯示的回歸結果表明價格效應不是主要原因。因為Capitalization(-4)仍然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Capitaliza-tion(-4)的偏相關系數雖然有所下降(由2.37下降為2.28),但依然相當大。由於,我們大膽地引申出如下結論:這些年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的增長在總體上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為了增強這一結論的說服力,下述幾個方面的論證無疑是必要的。

首先,銀行貸款得到的是固定的利息收入,無法分享高風險投資帶來的高收益。因此,銀行的中長期貸款總是在貸款合同中規定貸款的用途,限制企業將資金投資於高風險項目。投資者購買股票能夠通過股票價格的上漲,分享高風險投資帶來的高收益,因此,上市公司將籌集的資金大部分用於知識、技術更加密集的項目得到了投資者的認可,而且企業在投資這些項目時不再面臨短期還本付息的壓力。上市公司確實也將80%以上的資金用於新建、擴建項目和技改項目,這些項目的投資回報率一般都較高。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是廣大投資者對公司投資決策、管理水平、經營業績較為客觀的評價,會對公司管理層產生一定的監督壓力。朝陽產業、高科技產業的高市盈率會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層增加對科研的投入,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同一產業內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差異反映了投資者對公司經營管理水平的不同評估,公司的股票價格隨著不盡如人意報表的公布而下跌,這些都是投資者迫使企業管理層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業經濟績效的一種市場壓力。股價的低迷也將使公司配股資金的籌集遇到極大的困難,這是股票市場保證資源優化配置的一項重要機制。縱觀目前國內學者關於中國股市有效性的實證研究結果,大部分結論支持中國股市已逐漸達到弱式有效性,即股票價格反映了所有過去的價格和交易信息。股票市場達到弱式有效性也意味著股票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在不斷提高。

第三,國有銀行在貸款項目的選擇上並沒有一套科學、嚴格的評估方法,而且還要經常發放一些低效的政策性貸款,對那些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進行「輸血」,使銀行信貸資源沒有實現最優配置。我國公司上市名額非常稀缺,證監會的選擇盡管不是最優的,但是基於「稀缺性」所形成的遴選機制,使獲准上市的企業往往是該行業、該地區的優秀企業,相對說來,募集資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還是相當高的。此外,我國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配股權的獲得規定了年度凈資產收益率的下限,這是保證資源優化配置的一項重要制度。

第四,我國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非常缺乏,作為大信貸者的國有銀行,同樣面臨委託——代理的沖突問題,對企業信貸的使用缺乏事後的監督,使資源在企業內部並沒有得到最優的配置。將國有企業推向股票市場,建立起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特別是吸納的法人投資者對國有企業管理者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監督。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中報、年報和一些重要事項,也就增加了國有企業管理的透明度,便於企業接受外部投資者的監督。對1998年底已在滬深兩市交易的174家上市公司的統計顯示:1994年至1998年間總經理共發生了65次非正常變更(排除因年齡、生病這兩種原因引起的變更),平均每家公司為0.37次。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差、公司發生購並引起股權結構的變動是總經理非正常變更的主要原因。我們的統計表明,在1998年發生的52起實質性資產重組(第一大股東易主)中,總經理全部被更換。通過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管理者內部監督、外部約束的加強有利於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結果二:在股票市場的規模指標和流動性指標都進入模型的三個回歸方程中,Val-ue、Valre(-2)和Valre(-4)都不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都較小)。

這說明在我國股市發展處於初級階段的這幾年裡,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擴容」,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遠大於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結論與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得出的結論差異較大。萊文和澤爾沃斯對42個國家作了跨國分析後認為,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大於擴大股市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此,我們的解釋是: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能夠降低投資股票的風險,從而使投資者更願意投資於高風險、高回報的長期項目。但是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廣大投資者對新股的需求遠遠大於供給,存在著新股的「短缺」現象,這也是我國對新股發行實行配額制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購買新股的熱情決不會因為股票市場流動性的降低而減少。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直接融資替代間接融資使資源配置的優化效應大於因股市流動性增加而加強了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所實現的優化資源配置的效應。而且,股市規模的擴大便於投資者隱藏私人信息,對私人信息的壟斷能使投資者獲取更高的交易利潤,這就激勵投資者花費更高的成本去搜集企業信息。這些信息將隨著股票交易逐漸滲入到股票價格中,股票價格對企業信息的反映越是充分,股票市場的價格信號功能和對管理者的監督控制功能就越完善,資源的配資效率就越高。

結果三:換手率指標Turnover、Turnover(-2)、Turnover(-4)都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換手率的偏相關系數相當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度很低。

我國股票市場的換手率極高,1993年至1999年年度平均換手率為5.27,1976—1993年間美國的平均換手率0.493, 日本為0.469,泰國為0.739,韓國為0.832財。我國股票市場的換手率不僅高,而且與實質經濟發展狀況相脫離,由換手率指標與經濟增長率之間關系的非顯著性可以看出,我國股票市場的投機性非常強。在一個股機性很強的股票市場中,投資者購買股票是為了在短期內將股票在一個更高的價位上拋售,追求的目標純粹是資本利得。這種短期行為使投資者更關注股票的技術分析、K線形態、炒作概念,而對上市公司的投資決策、管理效率、經營業績、行業發展都不會花費足夠的精力去調查研究。這樣,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就不會面臨中小股東的監督壓力,而且股票價格中包含的實質信息也會非常少。股票價格與公司實際經營管理狀況相脫離,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就被削弱了。

結果四:Volatility和Volatility(-4)都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Volatility(—2)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Volatility(—2)的偏向關系數是-1.09。

這說明我國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股票市場總體收益率波動的標准差可以看作是投資股票的市場風險,這種風險是無法用投資組合加以克服的。因此,這種市場風險越大,則風險規避的投資者就越不願意投資於股市,他們寧願將錢存在銀行里,追求低風險的穩定收益。這勢必會影響新股的發行規模、發行市盈率以及已上市公司的配股功能。這從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德龍等人(Bradford Delonget al,1989)的觀點: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會阻礙投資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結果五:金融深化的指標Depth顯著地進入所有的回歸模型,而且Depth的偏回歸系數是負的。

這一檢驗結果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似,金融中介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三、進一步解釋

一國的經濟增長率由人均資本存量和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決定,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是通過影響人均資本存量和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居民的儲蓄存款是社會的人力資本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研究與開發的重要資金來源,而這些方面的投資決定了一國經濟增長率的高低。因此,為了進一步檢驗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1.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相關性模型。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除了Capitalization(-2)和Vaule(—2)外,其餘衡量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幾個指標均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

Capitalization(-2)和Vaule(-2)的偏回歸系數均為正,這說明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的活躍增加了國有單位固定資產的投資。而且這個效應滯後了半年,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從資金募集到項目投資的間隔大約為半年左右。同時,股票融資和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也說明股票市場的直接融資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並不是純粹的替代交系,企業從股票市場募集資金後確實會減少向銀行借款,但是企業募集資金的大部分卻是投向一些技術含量較高、投資周期較長的新項目,而這些項目在企業上市之前是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即使能夠獲得銀行貸款,也會因為資金成本過高降低了投資項目的收益率而被企業放棄。如果這些項目獲得資本市場的支持,就可以轉變成新的生產能力,其收益率是比較高的。從這個角度看,股票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確實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有利於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了經濟增長。研究顯示,當期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只是等量的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而投資項目外部性的逐漸溢出則提高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推動了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鑒於我國季度勞動生產率數據難覓,我們無法對勞動生產率和股票市場發展的相關性進行回歸。

2.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居民銀行儲蓄的相關性模型。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

結果一:當期、滯後半年和滯後一年的Capitalization和Value均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均大於1.71)。股票市場的規模指標和交易率指標與居民銀行儲蓄率呈負相關性。

這說明,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的活躍將誘使居民減少投機性貨幣需求,將這部分儲蓄存款投資到股票市場中。因為,投機性貨幣需求追求的只是資產的最高期望收益,股票價格的普遍上漲、市場成交量的放大使股票投資的收益率遠遠超過了銀行儲蓄。1999年「5.19」行情啟動後,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僅比上季度增加了190.83億元和257.69億元,而199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則分別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633億元和1827億元。2000年2月14日股市暴漲了9%以後,滬深兩市開戶的投資者在3天內劇增了7萬多戶。股票一級市場的穩定性高收益也吸引著大量的資金滯留在股票一級市場中,隨著股市的不斷「擴容」,越來越多的儲蓄存款加入到「搖獎隊伍」。我們的實證結果證明了本斯維格和史密斯(BenciVenga and Smith,1991)提出的觀點: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下降將導致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居民儲蓄存款的下降會減少銀行的可貸資金,進而使新增投資下降,最終減緩了一國的經濟增長率。本文前面的回歸結果卻表明股票市場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增長。對此,我們的解釋是:a.在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初期階段,股票市場實現的資源配置優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要大於居民銀行儲蓄率下降導致的投資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抑製作用;b.國有企業通過新股發行和配股融通到的資金部分補償了銀行門接融資的下降;c.近年來我國銀行業一直處於「超存」的狀態,居民儲蓄存款的下降,一部分減少了銀行的超額准備金,資金的更加有效利用還提高了投資收益率。

結果二:Volatility(-2)和Savings呈顯著性正相關關系。

這說明股票市場的系統風險越高,居民就越青睞收益穩定的銀行儲蓄。股票市場上投資者數量的減少,交易資金的下降將削弱股票市場功能的發揮,從而阻礙經濟的增長。這一結果進一步論證了本文Volatility(-2)和GY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結果三:GY(-4)在所有的回歸方程中都和Savings呈非常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這說明上一年收入的增加會導致當期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根據持久收入假說,如果居民預期未來的收入會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或以更高的速度增長時,他們會在下一年度增加消費,減少儲蓄,提前享受未來收入增長帶來的好處,從而盡量使較長一段時間內的消費趨於平穩。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儲蓄率將隨著經濟增長率的提高而下降。四、結論

本文的實證研究證實了萊文和澤爾沃斯的假設: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而與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結論不同。本文的主要結論是:(1)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增長,股市規模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尤為顯著。(2)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抑制了儲蓄資金投向高效率的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3)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單位固定資產的投資數量,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4)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導致我國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卻提高了直接融資的比重。(5)股票市場通過改善投資效率、優化資源配置而提高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增長質量。

全文的分析表明,盡管因勞動生產率等數據指標難覓,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實證檢驗的結論,但多數的指標均表明我國股票市場在1993—1999年間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因此,股票市場的積極「擴容」,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和高速增長的一股推動力量。

H. 股指期貨對股票市場影響的理論與實證分析

股指期貨將使得中國股市在層次結構、投資者結構、動力結構等方面發生重大變革:
1:A股首次確立「完整市場」
4月8日,股指期貨啟動儀式牽引著市場人士的目光。金鵬期貨董事長常青對記者表示,「從啟動儀式的高規格看,股指期貨的推出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預示著這一嶄新產品將對中國資本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和意義。」
北京一些券商和期貨機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認為,「由於股指期貨的推出,A股將首次確立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股市。」
環視全球成熟的資本市場,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股票市場,應包括一級市場、二級市場和風險管理市場,一級市場也就是股票發行市場,以實現籌資;二級市場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場,以實現資產定價和資源的優化配置;風險管理市場也就是股指期貨市場,以實現股市風險的分割、轉移和再分配。這三個市場有機協調、相伴共生、功能互補,全球大多數股票市場都是由這三個市場組成。股指期貨市場以期貨交易方式復制了現貨交易,猶如給原本單軌運行的股票市場又鋪了另一條軌道,對維護股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長期以來,我國股票市場只有一級市場、二級市場,市場單邊運行,交易手段單一,缺乏股指期貨等對沖平衡機制,各類投資者只能通過高拋低吸、追漲殺跌來盈利,波段操作盛行,「投資策略同質化、長期資金短期化、機構操作散戶化」的傾向明顯,導致股市頻繁換手、估值不穩、寬幅震盪、超漲超跌。
中信證券在最新的專題研究中指出,A股市場發展到現階段推出股指期貨顯得相當必要。這有助於改變目前的「單邊市」,抑制市場的非理性上漲和下跌。在股市非理性上漲時,投資者的看空預期可以在期貨市場上實現,起到平抑股價的作用;在股市下跌時,將原本直接拋售股票、用腳投票的被動避險,變為買入期貨、積極保值的主動避險,降低對股市的沖擊影響;到了股市超跌時,又能通過期貨市場做多給予市場支撐。這種內在制衡機制有利於增強投資者信心,提高市場彈性,使市場能夠在日常波動中,釋放和化解風險,實現大盤均衡穩定。
「推出股指期貨,有助於一系列的金融產品創新,這使我國資本市場的產品結構趨於完善和豐富。」長城偉業期貨總經理袁小文表示,作為基礎性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貨的上市將加速金融創新步伐,以後將有很多基於股指期貨的投資產品陸續推出,如保本型產品、絕對收益型產品、合成指數基金、收益掛鉤產品等風格各異的不同產品系列,不斷推動金融產品創新,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選擇。
股指期貨的推出,也引起國際業界對中國股市未來功能的預期。
德意志銀行全球分析師高登表示,「從今年開始,中國股市的功能會從單一和單向的企業融資,向全方位優化配置社會金融資源的方向復歸,向調節社會資金流向、平衡投資與消費關系的方向復歸,向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利用市場化方式調節財富分配的方向復歸。」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股市目前規模巨大,有效賬戶已超過1.2億戶,影響人口很廣,加上老百姓的「養命錢」社保基金也早已入市,這需要一個風險管理工具規避可能產生的市場風險。有鑒於此,股指期貨在目前推出,才有了其標志性意義。
2:投資者結構將快速分化
市場預期,股指期貨的推出還將意味著投資者結構將快速分化。東證期貨總經理黨劍表示,「按照股指期貨投資者適當性要求,目前只有少數有條件的人能夠遊走於現貨與期貨兩個市場,大部分人只能參考股指期貨的動向在現貨市場進行操作。」
據了解,美國在1982年推出股指期貨後,股票市場投資者結構變化呈現加速度。機構投資者逐步代替個人投資者成為主導,其佔美國總股本的比重由1950年的7.2%上升到2002年的63%。而香港市場更是機構獨大,個人投資者比例較低。近20年來,由於機構投資者的壯大,美國和香港市場的共同點是市場、個股的波動相對小,個股交易活躍性低。
國內A股的二級市場投資者結構變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4年之前,個人投資者絕對主導。第二階段,2004—2007年,機構投資者迅速壯大,2005年基金一度占流通市值比重高達43%,價值投資大行其道。第三階段,2007年至今,2009年流通市值在指數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突然暴漲,根據測算,當年新增的流通市值就高達5.96萬億,佔到流通市值的40%。
國際市場的歷程表明,機構投資者的機會就在於股指期貨出來之後,有一個對沖系統性風險的工具,另外一個股指期貨的高風險性也使得一些個人投資者規避三舍,這就給了機構投資者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是機構投資者在初期肯定也有一個市場流動性是逐步參與的過程。
「機構投資者也可能會因為流動性不太好,參與的力度可能開始不夠大,但是隨著過程的逐漸深入,應該會有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參與,所以這個過程不會很長。」野村證券分析師劉聰表示。
機構表示,股指期貨推出後,會讓各類機構投資者陸續加入這個市場。未來三年,中國股市的機構投資者份額會上升到50%。
對於投資者結構的未來變化,市場人士同時表示,股指期貨有兩面性,有為促進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一面。尤其當社保基金之類的機構通過合適途徑參與其間,有為一般老百姓增加社會保障財富的一面。也有在制度不完備的情況下,被金融大鱷用於高杠桿投機、掠奪社會財富的一面。為此,完善制度,從嚴執法,就不只是市場問題了,更與社會公平、公正高度相關。
3:股市驅動力將有結構性變化
「中國股市將逐步由政策主導轉向市場力和政策力並驅的動力結構,股指期貨將在其中發揮重大作用。」德意志銀行全球分析師高登表示。
近20年A股的發展軌跡表明,政策調控歷來與中國股市相伴而行,政策因素明顯影響了國內股市的運行規律。同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我國股市自建立以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94年以前和1994年以後。以上海市場為例,在1994年以前,股市設立之初波動幅度相當大,而且不規則。
1994年以後,股市明顯呈一個上升通道,1994年以後的幾次政策集中出台期造成了股指一直在這一上升通道內運行。而且「519行情」的啟動也正處於上證指數的關鍵點位1044點和上升通道的下軌線附近的交匯處。總體來看,諸多政策的出台使得大盤得以沿一個特定范圍穩定、持續地上揚,而不是超越預期的暴漲暴跌。
雖然近年來我國政府部門一直都在淡化A股市場是政策市的形象,甚至在涉及各方利益得失的新股發行環節取消了「窗口指導」,而實行新股市場化發行,但政策市的身影一直在投資者腦中:每一輪政策利好的釋放,往往能點燃市場熱情、引發投資的熱潮。
「目前,當上證指數始終在3000點附近徘徊不前時,投資者對貨幣政策的任何風吹草動也變得異常敏感,股市也往往會來個急轉直下。而股指期貨的正式登場,有望改變這種現狀。」國貿期貨總經理董曉亮表示。
目前,全球股指期貨發展已走過1/4世紀的歷程。美歐、日本、新加坡、韓國及我國香港、台灣等地區目前都有股指期貨交易。從世界各個資本市場運行來看,股指期貨推出後股市政策干預性將有所降低。此外,作為配置和化解風險的市場,股指期貨還將成為資本市場的「均衡力量」。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表示:股指期貨的推出完善了做空機制,看空、做空與看多、做多的機構對決將鮮明體現,而政策干預的減少,將使得A股市場最終向其合理估值運行。

I. 屈文洲的出版著作

主要論文和著作
發表論文
1. 林振興、屈文洲,「大股東減持定價與擇機——基於滬深股市大宗交易的實證研究」,《證券市場導報》,2010年10月
2. 陳煒、屈文洲,「基於訂單持續期的投資者訂單提交策略研究」,《管理科學學報》,2010年第2期
3. 宋福鐵、屈文洲,「基於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現金股利分配實證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10年2月
4. 屈文洲、林振興,「中國上市公司可轉債發行動因『後門權益』 VS. 『代理成本』」,《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10月
5. 屈文洲、許年行、關家雄、吳世農,「市場化、政府幹預與股票流動性溢價的分配」,《經濟研究》,2008年4月
6. 周鋒、屈文洲(通訊作者),「市價委託的提交策略、風險控制與實施方案」,《金融研究》,2008年3月
7. 屈文洲,「市場微觀結構視角的公司財務研究」,《經濟學動態》,2007年10月
8. 屈文洲、許文彬,「反洗錢監管:模式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國際金融研究》,2007年第7月
9. 屈文洲,「交易制度對中國股票市場效率的影響——基於漲跌幅限制的實證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三期
10. 屈文洲,「行情公告牌的信息含量與交易者行為偏好:來自電子限價委託交易系統的證據」,《金融研究》,2007年4月
11. 屈文洲、蔡志岳,「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的動因實證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07年4月
12. 屈文洲,「我國本息分離債券市場制度設計若乾重點問題研究」,《經濟管理·新管理》,2006年12月
13. 屈文洲,「行情公告牌信息對交易者行為的影響—基於自回歸交易持續期模型(ACD)的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9月
14. 屈文洲,「發展本息分離債券(STRIPS)市場的國際經驗」,《國際金融》,2006年8月
15. 屈文洲,「股票市場微觀特徵:中國現狀與國際比較」,《金融研究》,2006年5月
16. 屈文洲,「論我國發展本息分離債券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投資研究》,2006年4月
17. 王一萱、屈文洲,「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連通程度的動態分析」,《金融研究》,2005年8月
18. 屈文洲、許曄,「《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評述——價差理論與實證研究》」,《投資研究》,2005年7月
19. 陳雯、屈文洲,「T+1清算制度對深圳股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統計與決策》,2004年8月
20. 屈文洲、吳世農,「中國股票市場微觀結構的特徵分析—買賣報價價差模式及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2002年1月
21. 陳浪南、屈文洲,「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2000年4月
研究方向
資本市場理論、公司財務、企業並購、證券投資、CEO財務分析與決策等。
深圳證券交易所內部研究報告:
1. 《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連通問題的研究》(榮獲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2004-2005年度研究報告二等獎)
2. 《我國本息分離債券(STRIPS)市場的構建——理論、經驗與設計》

J. 分散化投資對風險有什麼影響是好是壞

1.從風險本身來看影響,分散投資是為了避免風險最大化和風險集中造成的過度損失。對風險分散在投資中優勢,研究有助於引導學者或投資者更加理性地對待投資,而不是盲目跟風,導致羊群效應;它拓展了金融投資研究領域的邊界和深度;就是優化全球資源配置。 研究評論 1952年,Harry Marko F. Sharpe(1963)等經濟學家提出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
2.本質來說是好的。簡而言之,這意味著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但反過來,由於投資過於分散,會增加管理成本,也會分散收益。分散風險他們從理論上討論了收益與風險之間的聯動關系,表明資本市場中風險證券的價格在預期收益與風險之間的聯動關系中趨於平衡。然後Evans areher(1965)實證驗證了投資組合規模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田伯平、王大偉(2004)、楊吉平、張健(2005)均採用非回溯隨機抽樣和簡單等權重組合對中國股票市場投資組合規模與風險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
3.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即多樣化對投資組合異質性風險的抑製作用,投資風險通常是指未來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即實際收益率與預期收益率之間的偏差。
拓展資料
1.使用的日常交易數據從2001年7月到2002年6月上海證券交易所同樣把所有股票在上海股票市場分為三組:大帽,媒介帽和小型股,從每組隨機選擇10個樣本股票為實證研究構建三個組合。張蘇江(2009)通過對上海證券交易所實際上市公司股票進行簡單隨機抽樣,模擬構建2-30隻股票的投資組合,研究了投資組合規模與風險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分散投資可以降低投資組合的異質性風險,且投資組合中前5-10支股票對投資組合異質性風險多元化的影響最大。
2.風險測量方法證券的未來收益可能會發生變化,其風險就是證券預期收益變化的可能性和范圍。因此,我們可以利用期望收益變化的概率分布來量化風險。影響證券收益變化的因素很多,但我們可以剔除所有的次要因素。假設證券收益水平只取決於經濟環境的變化。如果將經濟環境視為離散隨機變數,則證券收益是該隨機變數的函數,可以表示為:r = (FX),其中:X經濟環境,r證券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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