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证券开设了股票质押

A. 新时代的产融结合

2018年的市场环境尤其复杂多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领袖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实体和金融之间的互动。

实体和金融本相辅相成，金融如何有效的服务于实体一直是市场探讨重要问题之一。金融机构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环境以及未来的市场机遇？各产业的龙头企业对金融服务有哪些诉求？金融与产业如何进一步融合？来自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们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陈宏|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

辛伟|中粮信托原总经理

张志刚|信达证券董事长

2018年全球经济的核心词是“变”，原来我们预期全球经济会进入复苏期。但是由于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影响，打断回升的进程。2019年的经济有三个机会，一是跨境并购将迎来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二是，市场化债转股的价值重估，部分企业将有较好的投资价值；三是重组并购，由于经济下行，很多公司都在贱卖资产，这将是一个并购的良机。

章宏韬|华安证券董事长

股票质押、爆仓的风险，根本的问题还是因为股市长期低迷，致使估值中枢下移，股票的价格下跌，导致质押物不够，出现了大股东质押的股权被强行平仓。这极有可能致使公司的控制权变更，从而影响公司经营，进一步影响股市，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杨华辉|兴业证券董事长

当下整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可以通过结构性调整来“优化”。实际上直接融资，包括信托功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很好的发挥余地，如果将资本市场功能和信托功能发挥好，中国整个金融结构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才能改变，中国整体的市场体制作用和功能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真正跟国际接轨。

胡昌苗|建信金融租赁董事长

中美贸易摩擦可以倒逼着我们真正进行结构升级，真正进行去产能，把中国的经济基础和质量搞上去。这股倒逼的力量反而对我们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把压力变成动力，中国今后的经济是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熊先根|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球问题，实际上前几年我们小企业的融资不是很困难的，而且杠杆是很高的，实际上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承担那么高的杠杆。所以，一旦出现产能过剩、产品销售出现问题，再加上去杠杆的问题，就会导致大小企业纷纷出现问题。

王振京|电投资本控股兼百瑞信托董事长

我们公司面向两个市场：集团内部和外部。我们是产融结合，以产兴融，以融促产。新能源、清洁能源的业务发展势头还是比较好的。

甘连舫|星牌集团董事长

星牌集团已经发展了31年，从体育产业起家，创造了全世界第一的台球品牌星牌，这几年我们转型到大健康、文化娱乐产业。

刘建华|北京康辰药业总裁

做企业需要心无旁骛，现在要做好实业、做精主业。

邹左军|九强生物董事长

靠创新提高盈利能力，九强目前的税后盈利比例近40%，由于主要是靠创新驱动，很多金融机构成为了我们的坚强后盾。

韩建国|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最重要是牢牢抓住符合战略的事、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事和自身有基础容易做的事。

谢勇|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董事长

我爱我家做房地产存量服务，跟金融是密不可分的。

杨卫东|卫星石化董事长

做企业，需要专注于一个行业，特别是做一个自己懂的行业。

吴佳青|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中国区主管

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中国经济不差，现在到了投资中国的时候了。中国企业习惯了赚快钱，不太习惯接下来转型的阵痛期。

邵俊|德同资本董事长

如果科创板能够成功，对中国的股民以及中国的LP是非常好的消息，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去参与发掘独角兽，而不是像过去几年去接盘已经催生成的独角兽。

周世平|红岭控股董事长

债券融资相对来说风险还是比较大，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期间，承担的风险也较大，通过转型产业基金，可以降低风险。

宋晓明|深圳长城汇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并购基金跟产业融合就两个角色，对陷入困境的企业，它是一个短期的拯救者，对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它是个助推者。

张征|湖岸投资董事长

不良资产回收虽然没法赚快钱，但是比较安全而且有规模。中国的经济其实并不算差，一些经济复苏的苗头已经出现，春天很快就会到来，不过目前尚未触及底部。

周达|深圳昆仑控股集团董事长

在过去两年泡沫和投机盛行的环境下，深圳昆仑几乎没有负债，保持了稳健的运营。

陆绍源|前海浦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要做到三点：经营好一个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产业中有利润，用利润去帮助实实在在要做产业的人就是最大的成功。

朱阳|欧擎集团董事长

欧擎集团正在做产融结合的尝试。目前，欧擎集团已经在上海打造一个中国最大的地方政府产融服务平台——中国产业信息网。

阳仁强|阿拉丁控股集团董事长

阿拉丁控股愿意为消费服务业的上市公司在服务、渠道、社群经济等方面提供资本和工具，合作共赢。

韩宏伟|海银集团董事长

陈炫霖|广微控股董事长

刘俊宏|深圳东方赛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庆峰|艺康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张国祥|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芊|中联基金董事长

蒋华君|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文章来源：英才）

B. 惊呆！大牛市，这家券商净资产收益率居然不到1%，连续三年！

净资产 收益 率（ROE）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本文主要通过ROE来探讨证券行业的盈利能力以及未来业务增长空间。

日前，主要上市券商2020年的工作成绩基本出炉，盈利能力还是有所分化，多家颈部券商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明显领先，头部券商业绩受到“坏账”影响。已经披露2020年报的36家券商，平均ROE为8.01%，中信建投以15.3%的ROE水平一马当先，中金公司、兴业证券、广发证券的ROE水平也超10%。

透过2020年年报披露的战略方向来看，券商行业增厚盈利的来源，正在从传统经纪业务扩散到财富管理、投行、FICC、场外衍生品等多个维度。

2020年ROE平均8.01%明显增长

截至4月22日，已有36家A股上市券商披露2020年年报基本披露完毕，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申万宏源、国信证券等主要券商都已发布。

2020年资本市场大发展，券商行业明显受益。36家券商2020年算术平均ROE为8.01%，同比口径2019年、2018年这36家券商ROE分别为5.98%、3.61%，相比前两年的情况，券商ROE水平明显连年增长。并且净利润在2020年明显增长，普遍增速在30%以上，中位数增速为37.64%。

这其中，此前备受资本市场追捧的中信建证券，果然ROE水平表现出众，以15.3%的ROE目前位居行业首位；其次投行贵族中金公司也有12.02%的ROE在行业排名前列，兴业证券为11.09%，广发证券为10.6%，也都是在主要券商中排名比较靠前的。从净资产来看，这几家券商并不是行业最头部，属于颈部券商。

这几家券商当中，中信建投这几年盈利能力都是在行业前列，2019年ROE为10.56%，也是在行业最前列，2018年6.76%也很靠前；中金公司同样如此，2019年、2018年ROE分别为9.37%、8.85%，也都在行业前面；广发证券这几年也不错，2019年8.55%，2018年也有5.06%。

兴业证券则是经历了2018年的低迷之后，不断发力向前提升，盈利能力已经走出此前股权质押业务爆雷阴影。2018年遭遇爆雷的兴业证券的ROE仅为0.41%，到2019年就上升到5.27%，2020年再大幅提升到11%的水平。

最头部券商的中信证券，2020年的ROE为8.68%；同样是净资产规模比较前面的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等ROE水平也差不多都在8%上下的水平；这几年反倒最头部的券商没能在盈利能力方面表现出最头部特征。

平安证券分析师王维逸表示，2020年券商各项业务全面开花，市场先抑后扬带动交易活跃，投融资热情高涨，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推进，股权融资规模大幅增长；基金代销业务业务火热，财富管理也在见成效。从各类业务增长来看，经纪业务和投行业务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业务。

几个数据可以反映资本市场2020年热情。全年上证综指涨 13.87%，创业板指大涨64.96%；全年A股市场日均成交额达 9072亿元，同比增长62%；两融余额达1.62万亿元，比前一年底增长59%。

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王一峰表示，不同券商的ROE差异主要体现在经营效率以及杠杆水平两个方面。“ROE高的券商主要由于三个原因，一是受益于权益市场向好，传统的经纪、投行等通道业务收入提升；二是受益于股票市场回暖，自营投资收益提升；三是经营杠杆的进一步提升，主要受两融业务的推动。”

不过，虽然2020年属于大年，券商的ROE水平相较其他金融行业，仍然不高。相比同为金融行业的银行、保险，即使银行业经常受到“坏账预期”的困扰，但还是保持着较高的ROE水平。已经披露2020年报的23家A股上市银行，平均ROE为10.3%；已经发布年报的5家保险公司，平均ROE更是高达14%。

“2020年在资本市场回暖的背景下，行业ROE较19年提升1个百分点以上，位于近四年新高。未来随着资本市场的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及机构、居民等投资人对于权益配置的增强，券商行业的ROE中枢预计将小幅稳步提升。”王一峰表示。

盈利能力领先券商的

投行+财富管理突出

虽然过去几年券商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ROE水平在不断提升，但行业内部的分化也还是比较明显，即使这几年行情向好，仍有一些券商盈利依然较低。这背后，是不同券商的经营能力，以及业务发展模式的差距。2020年盈利能力强的券商，在投行和财富管理方面表现突出。

与中信建投中金公司等券商保持在同行较强盈利能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中原证券、锦龙股份、华创阳安、国海证券等的ROE这几年却持续低迷。中原证券2018年到2020年连续3年的ROE都低于1%，也就是每年以100元的净资产赚不到1块钱，比买货币基金还低。旗下有中山证券、东莞证券的锦龙股份，2020年的ROE为1.96%，2019年为2.08%，2018年更是为负的5.06%。

落后的券商各有各的问题，领先的券商已经在重要的业务板块优势明显。恰逢注册制推进和资本市场大发展，2020年股权融资业务发展势头迅猛，中信建投、中金公司在投行业务和财富管理方面表现强劲，是ROE领先的重要因素。而最头部的中信证券，虽然在2020年曝出减值大雷，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高达65.8亿元，但当年仍有544亿的营收和149亿的净利润，ROE还有8%以上。

中信建投证券的投行实力强，赶上注册制风口2020年增速很高。2020年公司投行业务实现收入58.43亿元，同比增长58.99%；公司全年完成股权融资项目68单，主承销金额1618.78亿元，均位居行业第2名。有券商分析师表示，中信建投证券投行项目储备数量丰富，有望借助注册制改革契机进一步释放投行业绩。作为投行贵族，受益于注册制改革深化、中概股赴港上市热潮以及公司自身国际化投行能力，中金公司2020年实现投行业务 手续费 净收入59.6亿元，同比增长40%。

各大券商也都在发力财富管理。中信建投2020年财富管理收入54.39亿元，同比也增长33.07%，其中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43.4亿元增速54.0%，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收入5.4亿增速276.4%，公司融资融券余额人民币551.52亿元增速88.34%。在收购中投公司补全零售短板后，中金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高速增长。2020年实现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46.1亿元，同比增长55%，财富管理业务营业利润18.5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2020年末，客户数量达到369.4万户，客户资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

新商业模式或助推ROE抬升

透过2020年年报披露的战略方向来看，券商行业增厚盈利的来源，正在从传统经纪业务扩散到财富管理、投行、FICC、场外衍生品等多个维度。在业内人士看来，不同的券商在新业务拓展的深度和广度不同，核心竞争能力也不同，龙头券商有望率先跑出。

以财富管理业务为例，其转型的路径正在逐步从传统佣金模式转型为服务佣金模式，而基金投顾将成为财富管理转型的重要抓手。而从去年行业情况来看，经历几年沉淀的财富管理业务正在逐步为券商贡献收入，有望成为未来券商摆脱“看天吃饭”模式的新盈利增长点。

国泰君安基金投顾业务负责人认为，基金投顾服务模式的不断推广，将为国内资产配置服务带来创新性历史机遇。但公募基金投顾不是单一的服务，券商需要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公募基金投顾是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同时，随着各家机构在信息技术投入的规模逐步放大，金融科技赋能财富管理的优势也逐步显现出来。据年报数据显示，华泰证券官方APP已经发展成为月活超千万的优质客户端，招商证券已通过小程序销售金融产品规模超过17亿元。不少券商通过智能投顾布局为客户提供全生命流程、一键式资产管理配置服务。

日前，花旗将东方证券评级升至“买入评级”，核心理由在于看到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潜在市场。数据显示，中国财富和资产管理行业仍然很不发达，截至2019年底，总资产管理规模仅为86万亿港元，而中国家庭的可投资资产估计达到200万亿港元。内地家庭愈来愈多地利用基金投资增加股市的敞口，对专业财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建议和资产配置需求也不断增加。

花旗研报指出，以东方财富为代表的互联网券商市值大增长，这是基于渠道等给出的估值，从花旗银行对东方证券给出的买入评级来看，主要依据是“市场或低估了东方证券在财富管理方面的能力”，显然，以东方证券为代表的券商财富管理业务正为上市券商赢得新估值。

与此同时，投行业务的发展也将有望迎来黄金时期，成为券商赚钱收益的重要来源。中金公司指出，创业板注册制试点等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有望使券商股权承销业务实现明显增长；交易机制的放宽以及更多新经济企业的上市有望提振交投活跃度，增厚经纪相关业务收入；科创板的推出及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使得一级市场投资退出通道更通畅，券商直投业务以及创投企业有望受益。

此外，包括衍生品业务、FICC等高价值、轻资产的创新业务发展，也将成为未来券商盈利的新增长点。

王一峰指出，受益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力度的加大，未来券商的业务发展空间广阔。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未来在海外业务领域、衍生品业务领域以及直投业务等方面可以提升ROE水平。

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境内证券公司场外金融衍生品业务新增名义本金累计4.76万亿元，累计交易高达11万笔。其中，收益互换2020年累计新增名义本金2.16万亿元，场外期权2020年累计新增名义本金2.6万亿元。

多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衍生品是券商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是提升券商资本金利用效率的工具。做大资产负债表以提升利润中枢，短期来看是券商行业的竞争路径。招商证券衍生投资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场外衍生品业务相对于经纪、投行、投研以及自营等券商传统业务而言，更能满足机构客户的个性化投资以及风险规避的需求，有利于增加券商的机构客户粘性进而丰富券商的收入来源，提高券商的综合服务能力以及综合竞争力。

而在FICC新赛道上，龙头券商也开始跑马圈地、抢占新市场蛋糕。从近期披露的券商融资项目进展看，在资本中介业务发展的同时，FICC业务的市场竞争也已启动。比如红塔证券披露80亿配股预案，其中40亿将发展FICC业务；此前海通已经连续投入超100亿资金投入FICC业务。

华泰证券分析师沈娟指出，FICC业务核心是为机构客户提供跨风险类别的综合金融服务。FICC业务完善券商全产业链，并将串联券商买方和卖方业务，通过拓宽业务边界、发力重资本业务和构筑行业壁垒助力高阶转型。FICC业务顺资本市场大势发展，有望成为国内券商创新业态核心突破口。“券商需加快构筑资本实力、产品创设、交易、投资、风控、科技、业务协同七大核心竞争力，以专业实力逐鹿天下。”

王一峰表示，目前A股券商行业平均估值在1.6倍PB左右，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以下的区域，并且未来有资本市场改革、业务进一步对外开放等催化剂，投资的价值相对较高。

记者观察：

券商模式轻重资产的选择

中国基金报记者 张莉

很多人会疑惑，一直被称为“牛市旗手”的券商行业，为什么其盈利能力表现长期无法逃开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喊了这么多年的行业转型，到底是什么业务在发生变化？

回答这些问题，其实需要从证券行业本身的商业模式来观察。在券商各分支条线业务的盈利表现背后，轻资产业务和重资产业务的不同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影响着行业整体的估值评价和盈利能力。

所谓轻资产业务主要是指依靠券商牌照来实现利润的业务，包括经纪业务、投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等。过去，金融行业的核心商业模式多数被视为“牌照业务”，证券公司借助佣金模式实现市场拓展，更是形成了明显的“靠天吃饭”生意模式。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正是券商传统经纪业务周期性表现的生动写照。而从往年的A股行情变化及财务报表上，也不难发现，这一规律也已经成为投资者判断券商股估值空间的重要指标。

在2015年大牛市行情翻篇后，券商机构逐步开始意识到传统佣金模式的利润空间正在变得日渐稀薄。这是因为，牌照管理限制放开，经纪业务的稀缺性不再，导致疯狂的价格战和激烈的行业竞争。

有券商投行人士曾感慨：“哪怕是龙头券商，在投行项目中火拼价格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这意味传统的轻资产模式背后行业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这样的项目谁能挣钱？！”

从2010年3月和2013年5月，资本市场试点的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让券商开设了新的业务模式，其资产负债表也得以快速扩张，同时盈利模式也开始经历明显的重资产化过程。资本中介和股权投资类业务比重抬升，无疑成为券商模式逐步向“重资产化”转变的印证。

所谓重资产业务是指券商更多的依靠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获取利润的业务，如自营、做市、直投以及资本中介业务。中证协公布2020年证券业经营数据显示，2020年度行业实现营收、净利同比分别增长24.41%和27.98%。截至2020年末，行业总资产、净资产同比分别增长22.50%和14.10%。

这一轮券商资产扩张中，资本中介和投资类业务贡献占比快速飙升。比如中信证券公布280亿配股计划中，大部分融资将投入到资本中介等业务。与此同时，国海证券、东兴证券、国联证券先后公布的再融资计划中，也将融资融券等信用交易业务规模抬升作为资本扩张的重要落脚点。

中信证券明确表示：“资本中介业务具有客户广泛、产品丰富、利差稳定、风险可控的特征，是公司近年来重点培育的业务方向”。在业内人士看来，券商目前通过多种方式募集资金，做好资金上的准备，将来有利于提升券商的利润，同时提升业务收入。

与此同时，在注册制改革的深刻影响下，券商竞争IPO项目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投行+直投”模式；同时，围绕 上市公司 需求开展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也成为投行业务外延的方向，这些业务的布局背后也将意味着巨量资金的投入。从当前行业状况看，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这三家“投行先锋”优势突出，其融资的速度也在逐年加快。

即便是以轻资产运作为业务亮点的东方财富证券，这两年也开始提出了要重视融资融券等重资产业务的战略目标。2020年，其母公司东方财富两度发债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达231亿元，其中投入信用交易业务、扩大两融业务等重资产业务的资金高达205亿元。

对于融资原因，东方财富表示，随着东方财富证券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相较经纪业务规模接近的可比券商，东方财富证券在净资本指标上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资本规模不足的短板又进一步限制了东方财富证券的债务融资能力，导致东方财富证券的业务拓展日益受到资金瓶颈的严重制约。

在重资产化过程中，券商的估值方法也将迎来调整。据国信证券研究分析，重资产业务在提升券商经营杠杆的同时，也拉低了行业ROA水平，整体上体现为ROE弹性的下降。行业适用估值方法由业务模式决定，重资产模式之下，盈利源于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所以净资产的体量基本决定了其盈利能力，券商行业估值将无疑更适用于PB估值法。“较低的估值水平和清晰的公司战略定位，是我们推荐券商板块的主要逻辑。”

此外，参考海外投行的发展历程来看，券商机构杠杆率的抬升和重资产化模式已经成为行业趋势。券商商业模式的逐步重资产化，资本中介业务和机构交易业务逐步发力，意味着未来行业ROE水平将迎来明显的拐点机会，头部券商更是成为资金关注的焦点。

C. 股票质押部分解冻对股价有什么影响

股权质押，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股权质押就是一种融资的工具，可以用它来填补现金流现金流，还可以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现状。不过，其潜在平仓或爆仓以及为保持股权而丧失控制权的风险。对股票的影响是趋于有利方面还是有弊方面的问题，还是要根据现实情况入手分析。

1、利好股票的情况

若是说公司进行股权质押来获得流动资金，以此为目的希望经营主业或开展新项目的话，则可视为利好，毕竟有利于开疆扩土。另外，你所质押的股票是流通的股票的话，也就是说市场上有的该股的股票数量已经减少了，需求量变化不是很大，那么就是拉升该股所需的资金量减少，那处在市场风口的话就比较容易开启行情。

2、利空股票的情况

如果上市公司仅为了偿还短期债务以及无关公司发展大计的支出，反而就让公司财务的窘况浮出水面，会降低投资者对该公司的预期和好感度。再者，股权要是进行高质押，倘若真的发生了股票下跌的情况，并且跌破到预警线，证券公司一旦出售质押股票，容易引发不好的反馈，换言之，市场对该股票的太多情绪是由于证券公司出售质押，最终导致股价的可能下跌。

总的来说，股权质押就是一种融资工具，可以用它来补充现金流，还可以用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现状。由于股权质押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平仓或爆仓以及为保持股权而丧失控制权等等，因此对股票的影响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最终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不要盲目做出判断，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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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上海证券公司的变迁历史谁有啊

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观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的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证券产生的历史，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国家向大户的举贷和王侯给平民的放债，形成了最早的债券。汉唐以后，国家因军事需要临时向富商举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现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钱、会票、当票等商业票据出现，证券的品种更加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清前，在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如上海沙船业，四川井盐业，云南、广东矿冶业和山西金融业，已经较多地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特征，而"集资合股"的参与者之间签订的载明权利责任的契约，则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的出现，在中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相继对外开端口通商，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就跟着第一批最先进入所开商端口的外国洋行在中国出现。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股份制公司企业，把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形式和集股筹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
中国仿效西方，采用股份制发行证券组织近代企业公司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举办旨在"自强"的军事工业。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经费难以为继，70年代后，为借重民间私人资本，解决国家财力不足，洋务派仿效西方股份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等形式，兴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国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诏筹建上海轮船招商局。随着该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认定和筹集，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继航运业后，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险业、矿业、纺织业和通讯电报业等方面得到普遍运用，于是又有一批华商股票应运而生。如仁和保险、济和保险、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华商股票。原先附股于外资企业公司的中国人，此时也纷纷移资或投资洋务民用企业，或自立门户举办近代工矿企业公司。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创办的新式工矿企业就有十五六家，这些矿业公司都发行了股票。至此，华商证券的发行已小有气候。
证券一经产生，证券交易不久也随之出现。据史料记载，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但仅局限在外商之间，买卖并不兴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殖民经济的初步"繁荣"，外商证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跃。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棉业投机热潮席卷上海，在华外资银行获得丰厚利润，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曾高达25英镑；（注：《字林西报》，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资航运公司获利也很丰厚，航运公司股票成为银行股票以外的另一买卖热点，以致市场上证券交易额"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业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从事股票买卖的证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泾桥北，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有价证券的英商长利公司，后来又有几家这样的公司相继设立。"店多成市，该业始发达"。（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之略史》，载《银行周报》第3卷总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外资又开始进入租界公用事业和其他实业，市面上又出现了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灯公司等十几种新股票。西商各证券掮客为谋本业前途的发展，于1891年联络同业，组织上海证券掮客公会即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商在华所设各事业公司的股票。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至于中国华商进行的证券交易，若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公司的证券活动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资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新办的近代企业不久便获厚利，加上个别企业发放优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产、银洋买卖投机之外，又热衷于对新式企业的股票、债券的追逐。
1882年前后，先前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厂矿企业经营成功，获利很高，股票价格成倍增长，如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82年却涨到了200两以上；（注：《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31页。）1881年年底，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前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就涨至150两左右，到1882年6月，竟还有人愿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注：《申报》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响，人们争相购买荆门煤铁矿、长乐铜矿及鹤峰铜矿等十几种刚上市不久的矿业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超过其面值。如长乐铜矿和鹤峰铜矿的股票面值均为100两，1882年最高价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等华文报纸，对此都有专门报道。这些矿业股票筹集的股金就有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
受矿业股票上涨行情影响，其他上市的洋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之全线上涨。如上海电报局100两面额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两大关；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票价格也溢出原价15%左右。（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
华商证券交易，起初既没有固定的场所，又没有相应的交易规则，证券转让、买卖一般在亲朋好友、熟人中"以亲带友、以友及友"进行。成交的价格却视外商证券行情和证券本身的市场供求而定。后来，随着证券发行量的扩大，持有证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证券的品种和数量也越大，证券买卖变成了经常的需要。于是"为各项公司通路径而固藩篱"（注：《申报》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9月成立。该公司内部组织分明，还订有章程，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设立首开中国有组织的证券市场的先河，成为中国自设证券交易所的权舆。
由于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加之买办商人胡光墉投机丝业失败和中法关系趋紧等其他原因，引发了1883年10月的倒账金融风潮。矿业股票连同其他华商股票即行下跌。低价出售也无人承接，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的价格也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矿业股票更是无人问津，几乎形同废纸。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质押的钱庄受累倒闭，破产者不计其数。一度空前兴盛的股票市场低落至极点，直至10年之后，一般商人仍"视集股为畏途"，（注：《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见《申报》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年版：《洋务运动》（七）第316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见这次风潮对证券投资者心理打击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国早期证券和证券交易视作中国证券市场的萌芽的话，那么，1895年以后至清末，中国证券市场就进入了初步形成阶段。
随着国外资本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和铁路公司在华的设立，以及铁路借款、矿业借款与政府借款的签订，外国在华发行的外资证券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呼声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第二次设厂办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励兴办各式银行、企业。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率先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新式厂矿企业386家，资本额达8.8亿多元，华商在机械制造、电力、采矿、棉纺和其他工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华商股票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债制度也在1894年前后移入中国。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甲午军费，仿效西方，向国内发行公债，"息借商款"。此后，又发行了"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两次公债。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向外国洋行赊账雇募船炮，首开中国近代举借外债先河。随后海防借款、军需借款、抵御外侮借款、赔款借款、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甚至行政经费借款，一发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债208笔，债务总数为白银13亿多两。（注：《清代外债史论》，第672页，许毅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证券交易市场方面，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最显着的表现是上海众业公所的设立与发展。原先设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后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金币公债，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大纱厂新股票的面市，业务发展出现了较大转机。1898年，该所修订了章程，但仍无固定交易场所，证券的交易买卖，多在旧西商总会内或在汇丰银行门前阶沿进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入侵的混乱之际，攫取了中国的开平煤矿，由于这一产权的中外转移，原持有该矿股份的华人纷纷将股票出售或转让，给原来不甚景气的股票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旧西商总会租定了部分房屋作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酝酿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采取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参与证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会员即扩充为100人，其中西商会员87名，华商会员13名。交易买卖的证券有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国政府金币公债，（注：《民国经济史》，第153页，上海银行学会编，1948年版。）后来又增加市政公债。当时进入这个市场开拍的股票先后有：公和祥码头、椰松船厂、公益纱厂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迁址上海外滩1号。
由于西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除为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在华筹集资金服务外，还是少数洋商投机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和投资者的利益，1910年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就是最好的例证。1903年，英国投机商人麦边在中国成立蓝格志拓殖公司，开业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多少业务，1909年国际市场橡胶涨价，国外经营橡胶园种植业和投资橡胶工业的人获利丰厚。麦边便借此机会，于1910年初大造舆论，宣扬经营橡胶行业可获巨利，并谎称其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片的橡胶园。为了诱骗人们购买其公司股票，他编造该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奢言年分红可达45%左右。人们不明真相，竞相购买。"仅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标卖，已有以七十两之巨价承购者"。（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中掀抬股价，橡皮股票价格暴涨。麦加利、汇丰和花旗等外商银行见有利可图，便与麦边勾结，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举又造成了该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假象。争购者于是更加踊跃，连许多钱庄也都转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价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地里趁高脱手，卷款潜逃。其他外商亦步麦边后尘，纷纷抛售手中的橡皮股票。这时，外资银行宣布停办此项股票的押款，（注：《上海钱庄史料》，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骗局败露，人们又争相抛售橡皮股票，但无人购进，橡皮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最后成为废纸。持票者纷纷破产，钱庄也因此倒闭了二十多家，市面极度恐慌，酿成了一场金融风潮。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风潮使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股票市场自此进入低谷
此期的华商证券交易市场较1883年前，交易规模总体上有所后退，但也不乏市场新热点。一方面，随着1895年后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尤其是银行的创办和商办铁路公司的出现，证券交易又渐有起色。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债券成为交易买卖的新热点。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后，清政府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省银行和私营商业银行也在此期设立。这些新兴的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这些银行股票在市场上十分受人青睐。1903年，清政府开放铁路，"寓商于路"，提倡商人设立铁路公司，集股筹资承办铁路。于是，1903-1907年，全国15个省份先后成立了18个"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铁路股票。这类股票一经发行，便成为市场亮点。在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矿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初步形成。而这时的政府公债由于发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视购买公债为对朝廷的报效和捐助，故当时购入者，也不敢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还未形成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组织形式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倒闭后，虽先有1904年梁启超提出了组织"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后在1907年又有上海买办商人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组织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视和采纳。华商证券交易一直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中。光绪末年，上海买办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买办商人孙静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开设了另一家专营证券的"信通公司"，但规模和功能远不能与原先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专营的证券公司外，许多茶商、钱商、皮货商、古董商和杂货商以及买办也兼做股票买卖。这些股票掮客经常出入茶馆，在经营本业的同时，还洽谈股票生意。约在1910年前后，股票交易买卖活动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楼，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茶会"时期。
总之，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现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便存在华洋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这正是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写照。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后期的证券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参考资料：http://blog.163.com/darling_ran/#

E. 保险与房地产证券三者的比较

银行、证券和保险逐步融合的趋势。因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之间在运营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具有统一性,能被各方面接受并有意义的新的监管工具的开发构建!是国家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之间的联盟分析
199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针对我国券商出现的融资窘境，提出两点改革措施：一是允许有条件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二是允许有条件的证券公司通过服票质押向银行借款融资(《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1998年，保险公司获准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1999年，中国保监会又出台了关于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的管理办法，把保险公司与券商联系起来。经过几年的改革，银行、证券、保险之间逐渐给我们拓展了联盟的轮廓，开创了金融新时代。
一、银行、证券、保险联盟的可行性分析
制度创新是现代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即将加入WTO，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中资金融机构若欲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继续改革金融体制。同时，针对我国证券与保险公司自身原因，建立银行、证券、保险联盟是很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一)券商融资渠道狭窄。券商作为金融企业，从事着发行上市公司股票的承销业务；从事着为企业兼并收购充当策划顾问的并购中介业务；从事着以自己的资金买卖证券，获取利润的自营业务，也从事着收取佣金，促成投资者完成交易的经纪业务。这些注定了对资金有庞大的需求。外源资金更少。按照过去规定，我国券商不能向银行贷款，不能发行债券，不能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上进行国债回购。事实上，券商只有一条外部融资渠道，只能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上进行为期一天的拆借，这种隔夜拆借，犹如杯水车薪，对券商的长远发展作用极小。
资金拮据使券商面临风险。券商风险是指由于资金筹措和运用所产生的风险，即由于不确定性引起的券商在资金筹集和运用中形成损失的可能性，表现为：(1)流动性风险，指券商由于流动性比率过低而使其财务结构缺乏流动性，在经营不利时，由于金融产品不能迅速变现，券商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而陷入财务周转危机。据统计，到1996年底，中国十大证券公司中，流动性比率无一接近90％，而美国的摩根这一比率为98％。(2)资本充足性风险。我国对券商的净资产负债比率的最高限额为10:1，而一些中小券商的净资产比率过高，一旦经营困难，这些券商将首先陷入资不抵债，甚至面临较大的资本充足性风险。

(二)保险金需要拓宽渠道。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及国人保险意识的加强，中国保险业在最近几年已取得长足发展，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每年都呈大幅度增长之势。1997年我国保费收人1072亿元，较19％年增长20％，1998年我国实现保费收入1247亿元，较上年增长14％，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据有关部门预测，中国保险业总收入在2000年以前，将有可能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其市场潜力在规模上高达2500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资金面临着资金运作方式的限制，投资收益同公司竞争的加剧和投资者对保险投资回报率要求提高的矛盾。长期人寿保险资金具有储蓄性和预期交纳保费延期给付两个基本特点。由于缴费与给付时间间隔较长，保险公司为了保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给付，满足保户预期需要，就必须使保险资金能够保值和增值。因此，使保险资金能够保值和增值是保险自身的需要，而保值和增值的根本途径在于充分运用保险资金，拓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受到限制，只能在银行存款，近2年有所放宽，也仅限于买卖政府债务和金融债券。因此，在我国，存款和国债利息与保单预定利率之差就成为保险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目前保险公司投资国债的比例扩大，但由于国债的规模本身小，制约了投资的规模和比例，资金投放于银行的仍占一定比例。这样，自1997年以来，随着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七次下调，给保险公司带来很大损失。长期以来，将动摇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加入WTO的步伐正在加快，这就要求成员国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出牌，即中国的保险业要加快开放步伐。降低收益标准和提高投资收益，从而在强手如林的保险业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解决由于银行存款利率下调而使保险资金利差缩小甚至倒挂的现象，只有通过有效的多渠道的资金运用，提高资金收益率才是解决保险公司利差倒挂以及今后保险公司长远发展的关键。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保险业积聚和融资的能力仅次于银行业，如美国保险公司业务量占其金融市场业务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保险业的资金运用无论从形式上和手段上都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三)银行业务范围需拓宽。2000年开始，金融监管机构鼓励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业务创新和代理业务。银行业务针对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

1．国外银行保险业务80％以上是通过市场中介，即代理经纪人办理的。我国也要充分利用银行业务多，面广，人员素质相对较高，对保险业比较熟悉的特点，大力发展代理保险业务。
2．随着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银行和保险业可以分享网络资源。保险公司可以选择使用银行拥有的客户资源和信息库，银行可以担任保险公司的财务顾问和为基金提供托管服务。

3．保险公司可为银行产品如消费信贷，个人按揭贷款及汽车按揭贷款等提供保险服务。
4．保单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完全可以用于银行贷款的有效质押，储蓄存单如何和保单结合，和基金结合也可研究。
5．在融资业务方面，保险公司是银行的存款大户，将来可能成为银行金融债权的主要投资者，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问可通过拆借，债券回购等方式融通资金，提高资金的流通性和收益率。
6．银行和证券可以交互营销，共享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银行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和分支网络，可以利用现有网络进行证券业务、基金业务和保险业务的发展。
二、证券、保险、银行联盟方式分析
通过以上三者之间联盟的可行性分析，我们有必要提出联盟具体方式。
(一)保险资金与证券市场联盟方式的选择。自1997年以来，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已下调7次，其中，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降幅达7％，三年五年期存款利率也有相同幅度的下降，降幅之大，前所未有。与现行的银行存款利率相比，保险公司已出现明显利率倒挂现象，保险资金的运用环境每况愈下，保险业的经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拓展长期人寿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呼声在业界日益高涨。同时，中国证券市场却依然存在规模不大，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等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已为政府及证券业人土所关注，并成为管理者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方式可采取以下方式：
1．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按资金使用周期确定保险资金合理使用结构，确保资金安全高效。把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等短期负债进行短期高清尝力投资业务，如商业票据；将属于中长期负债的人身险准备金除少量用于应付流动性的不规则变动外，大部分均可用于中长期投资，如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等；将总准备金和承保盈余这种最适合的中长期投资的资金，可购买二级市场优质股票、不动产和抵押贷款等。
2．保险公司直接购买证券基金。即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认购或购买各种证券投资基金，同级保险业务主管部门应严格限定投资比例，确保保险资金的安全高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3．建立证券投资保险基金。证券投资保险基金是目前资本市场较发达国家解决保险公司资金投资渠道的一个主要运作方式。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让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建立证券投资保险基金，规定其发行的资本金额以其总资产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其方式可由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发起建立新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也可选择已成立的基金管理。
(二)银行与保险公司联盟方式的选择。中国保险市场一旦对外开放，外资保险公司凭借其资产实力，营销手段，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必然给中国民族保险公司带来冲击。随着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方式的增加和风险意识的提高，保险业和商业银行的合作不再限于单纯代收保费和争取存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合作方面。目前，国务院宣布保险资金可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市，人民银行也作出商业银行可以试办对保险公司协定存款的决定。就寿险而言，寿险给付不象财产险和责任险那样难以预料，投资的策略主要着眼于价值的长期稳定增长，因此对商业银行开办的协定存款业务反映积极。而且保险公司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资金集中摆布的风险，会从四大商业银行转移一部分资金，银行要抓住这一时机，并充分运用开办协定存款这一有力手段，与寿险公司开展资金方面的合作。
2．业务合作方面。国外人寿保险产品已完全由以储蓄型产品为主向以投资型产品为主的经营转变，国内寿险公司正在进行品种创新的探索和努力。最近，寿险公司推出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产品，由于这种产品在保险保障基础上所具有的独特投资理财功能，吸引了一批有投资意识的投保人，银行应在品种开发和营销方面，结合私人理财业务的开展，加强与寿险公司的协作。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可利用网点优势，大力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增加保险资金的存款和相应的营业收益。
3．技术合作方面。银行应利用寿险公司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营销方式，加快技术创新的机会，采取与寿险公司发行联名卡等方式共同开发技术支持系统，拓展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业务，建立双方长期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争取两家共同的客户群体。
(三)银行与券商联盟方式的选择。目前，银行与券商合作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搭桥贷款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在证券交易清算方面，银行可以申请证交所的清算资格。我国银行在发展以上业务的基础上，要从更广阔的领域上拓展银行及投资银行业务：
1．发展资产证券业务。资产证券业务是将在当前和未来产生收入现金流的金融资产转变为在资本市场上可以销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将资产出售给为证券化目的而成立的载体(发行人)，发行人以此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作为抵押，向投资者发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资产支持证券，用以购买原始权益人所转让的资产，载体受托人以拥有的转让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量用于支付投资者。该业务可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为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提供新思路。银行可为证券公司提供证券化的资产，并进行证券化资产的评估和方案策划，而证券公司则可在总体策划，交易工具的策划与创新和证券化资产的交易方面发挥作用。
2．发展基金托管业务。目前，我国基金业得到很大发展，如股票市场的证券投资基金，社会上的福利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已转入市场化的运作，出于信用上的考虑，这种基金非常希望银行的进入。具体做法：基金与券商签订基金管理协议，同时要求券商在银行开立托管账号的变动和运作情况，以防范风险，银行可以对此业务进行探索，利用银行的账户管理功能和信用为客户和券商搭桥，从中收取手续费，同时也能增加存款。
3．与上市公司融资业务。公司在提出周转资金需求时，银行可提供有证券公司担保的搭桥贷款，为上市公司提供募股的收款、结算等业务；公司在借壳或买壳上市的过程中，银行可配合证券公司帮助借壳或买壳公司在资本市场上选择壳源公司并帮助策划运作方案，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下，为借壳或买壳公司提供资金和项目信息方面的支持；上市公司进行配股时，证券公司作为配股承销商，银行可参与配股方案的设计和配股项目的推荐，提供有担保的搭桥贷款和配股资金的收款业务；公司进行兼股时，银行可提供兼购项目的推荐和杠杆融资等业务。
三、结束语
当巨额银行信贷资金寻找不到贷款对象，当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一降再降，整个资金市场明显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对，券商的融资却发生了危机；我国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每年都大幅度增长，庞大的资金却因融资渠道狭窄，不能充分的保值或增值；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业务面窄，未能充分发挥其网络面广，信息量大的特点。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之间在资本市场上相互矛盾，相互补充，因此，可以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链条，把三者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它们自身的优势。（国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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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新时代证券投资融资融券如何操作

一、新时代证券投资融资融券的操作流程如下：
1、首先要在新时代证券开户，开户期限要在18个月以上，符合实名制账户要求。托管资产达到100万以上。客户资产已经纳入了第三方存管的业务，客户资产没有任何的抵押或者担保。
2、申请融资融券需要携带身份证和股东卡、人民银行出具的信用报告，还有客户在其他金融机构出具的金融资产的证明。
3、到了现场还要填写相关的业务表格。有融资融券业务的申请表，融资融券业务的心理测试题，融资融券知识测试题，还有客户持有限售股的说明情况。
4、证券公司审核申请资料，一般需要11个工作日。
5、通过后，可以到现场签署融资融券的业务合同和融资融券的风险监视书。
6、开立融资融券的信用账户、融资融券的资金账户后，投资者还需要到相应的商业银行办理融资融券信用的第三方存管业务才能正式开始此项业务。

二、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化、全国性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公司由资产质量优良、资金实力雄厚的股东出资而成。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69305.142482万元。公司下属2家分公司，50家证券营业部,遍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四川、广东等全国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形成辐射全国、布局合理的客户服务和经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