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為什麼中國企業熱衷於以股權的方式籌集資金
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的原因
事實上，我國上市公司在考慮資金籌集時，負債融資並不是他們常用的籌資手段，他們主要還是倚賴股權融資，因此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表現為低負債水平的特點。我國上市公司的負債水平較低有以下幾點原因：
1、 資本成本率的高低。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認為，由於利息費用在稅前列支，負債融資具有稅收檔板的功能，其成本一般要低於股權融資的成本。然而我們發現，在中國的證券市場上，利用股票融資的成本反而較低。目前我國新股發行的平均市盈率大約為37倍左右（2000年統計數據），換言之，就是上市公司將其當年盈利的全部都作為股利發放，其新股發行的融資成本也不過是2.7%左右，低於2000年底的1年期銀行貸款的稅後成本（5.58%×(1-15%)=4.74%）。實際上，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發放水平很低，甚至不發放股利，從而使企業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更低了。
2、融資風險的高低。一般來說，負債融資面臨著固定的還本付息的壓力，當企業經營不善時容易引發財務危機或破產風險；股票融資使得企業擁有一筆永不到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資金，在經營困難時也可不必發放股利，因此股票融資的風險要低得多。如萬向錢潮（0559）的有關負責人表示，萬向錢潮一向是以穩健發展的形象著稱，近幾年公司都保持了30%的增長率，主導產品汽車零配件的產品利潤率相對較低，過高的負債會增加財務成本從而增加融資風險，因此企業這幾年的發展資金主要是通過融資配股實現，2000年的資產負債率水平只有35.5%。
3、投資利潤率的高低。投資利潤率的高低是決定企業負債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的，投資利潤率越高、越穩定，企業可以承擔的負債水平也就越高。但是，由於中國股市的送配股題材往往大受股東青睞，一些業績優良的上市公司一般也會推出積極的送配股政策，這也增加了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中的權益資本的比例。
總之，由於中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性，造成了股票融資的成本較低且易受到廣大投資者的追捧。同時，股票融資的風險又小。上市公司青睞股票融資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貳』 為什麼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權融資偏好
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深度解析
中國上市公司融資時普遍首選股權融資，而較少採用債務融資，表現為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例如，中國上市公司熱衷於首次公開發行、過度使用配股額度與價格等。股權融資偏好雖然是企業融資行為的一種，但卻是一種極端的融資行為，而且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已經對其健康成長乃至證券市場的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 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股權融資偏好，這似乎表明股票融資比債券融資更有利。但是從傳統的融資結構理論來講並非如此，企業發行債券的綜合成本應該更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上市公司如此偏好股權融資呢？這構成了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之迷」。 制度因素 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發展主要背景的漸進式經濟轉軌，其實質是一場復雜的制度變遷，而證券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本身就是這場制度變遷中的一部分。因此，基於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尚屬於一種籌資制度而非投資制度安排，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一些反常行為則可以解釋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設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當然利用一切制度許可的方法來合理合法地籌集資金，而置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於不顧。進一步從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去分析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原因，我們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股權融資軟約束。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相當低，即使這個很低的成本也沒有硬約束。因為上市公司具有充裕的權益資金，在現有資本市場弱有效與投資理性不足的情況下，股權融資成本是一種軟約束而帶來的軟成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零成本。這些與政府關於股利的政策與規定的缺陷，以及會計制度的不嚴格有關。相比之下，債務融資成本是一種硬約束，而且債務融資中的長期負債成本比流動負債成本又高得多。 第二，股票發行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近年來，中國股票市場發行體制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從原來的「額度控制，行政選擇」的審批制過渡到現在的核准制，股票市場的發行體制已逐步實現了市場化。但中國的核准制過多地強調人為因素，而非市場因素，而且中介機構的作用沒有得到實質性加強。這導致了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中的許多問題，如扭曲資源配置、誘發違規行為、增加交易成本等。由於制度慣性的存在，上市公司把配股、增發新股等當成管理層對其經營業績好的一種獎勵。因此，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不顧融資成本，不創企業價值，而只是為了獲取額度「製造出」好的、符合配股或增發新股的業績。 第三，對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使公司不注重優化融資結構。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標應該是實現股東利益和企業價值最大化，但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資者衡量企業經營業績，依然習慣以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作為主要依據。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只考核了企業間接融資中的債務成本，未能考核股權融資成本，即使考核也很低，甚至為零。因此，上市公司總是厭惡債權融資而偏好股權融資。這種以利潤為中心的效益會計核算體系已經不能完全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及經營業績。 產業因素企業的產業特徵也是影響其融資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所面臨的產品市場的競爭不同，而產品市場競爭通過影響上市公司收入來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與融資選擇。 產業因素對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 按照生產配置資源原則，資金理所當然地會流向那些經營能力高、業績成長性好的公司。但在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屬於相對成熟、成長性有限的公司，卻符合增發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給予他們增發資格，顯然並不是資金的有效率配置。另外還有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募集資金的使用問題。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規與信息披露的要求下，原則上，募集資金的使用屬於上市公司自主權的范圍，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的使用以及資產結構的調整要完全取決於股東的意願。但是，在中國證券市場不成熟的情況下，過於寬松的增發約束容易導致上市公司對廣大投資者的欺詐或其他違規行為，管得多了又違背市場經濟的准則，如上市公司由於激烈競爭導致行業的利潤率較低的情況下，即使有好的投資項目也不能融資是一種很大的效率損失。同時，過多地強調募集資金主營業務方向的使用比例，容易導致產業結構固化的結果等。因此，在轉型期的證券市場監管應該持有一個動態調整的政策以適應轉型期的產業組織變化。 中國的產業組織在激烈變化之中，表現出一種利潤率隨企業規模增加的現象。從融資的角度來看，大企業的融資條件更為便利，因而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了優勢，這表現為大企業可以有足夠資金進行研發、市場開發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組織與融資結構之間的互動是影響融資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例如家電行業，一方面，由於競爭的加劇，利潤率越來越低，資金利潤率低於債務利率，如果採用債務融資，很容易陷入財務困境，而且收益不穩定，面對著包括需求不足、消費偏好轉換和同類產品競爭，以及產品快速更新換代的技術風險；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得技術進步加快，企業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加大研發的投入，中國企業在研發方面投入嚴重不足，因此企業需要持續投資，開發新產品，升級產品及製造工藝，提高製造效率降低成本，爭奪市場份額。而且研發的投入數量大，風險大。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中，這些行業的企業為了避免陷入財務困境，必然減少債務的融資量。 在競爭激烈、價格戰頻繁的行業，企業當前資本結構將影響後續產品市場競爭能力。高財務杠桿對企業後續投資能力與價格戰的財務承受能力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使得公司處於經營與戰略上的劣勢。僅經營效率高並不能保證企業生存，只有經營效率高兼備與財務資源充足，即財務杠桿低的企業才能長期生存。當前選擇股權融資有助於在盈利能力與現金流下降時，保持再投資能力；更進一步，如果競爭對手選擇股權融資，選擇債務融資可能會促使競爭對手發動價格戰、營銷戰來逼迫企業退出。而壟斷性行業，例如公用事業，產品不存在研究開發、更新換代和市場營銷問題，收益的風險主要來自需求不足，而不是競爭。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比較穩定，利潤率較高而且穩定，債務融資一般不會導致財務困境。所以這些行業可以用債券融資來支持企業的發展。 產業分布與企業融資行為關系① 以1995-2003年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所有數據除了另有說明外，均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研究(CSMAR)資料庫。在研究不同行業的融資結構是否存在差異時，選用的數據是2000-2003年的加權平均資產負債率，樣本行業中剔除公司數少於20家的行業。為了使計算結果不受異常值的影響，除了另有說明，我們把總資產負債率大於1的公司和被列為「ST」和「PT」公司，以及資料庫中資料不詳的公司剔除在樣本公司之外。 表1顯示，資產負債率較高的行業有房地產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貿易業，其平均資產負債率均在50%以上；而近幾年的數據在50%以上的行業有信息技術業；總資產負債率較低的行業有採掘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社會服務業以及傳播與文化產業，這些行業的年平均資產負債率都在40%以下，採掘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最低，這是由於前五個行業為固定資產需求很高、經營穩定的傳統行業，因而負債比率也較低。後兩個行業為投資需求較少的服務業，因而負債較低；其他行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介於兩者之間，即在40%-50%之間。可見，各個行業的負債水平都與其行業特徵相一致。各行業負債的相對水平也大都和Bradley等(1984)對美國的研究相一致，但其中公用事業在美國屬管制行業，負債率較高，而中國的水電煤氣生產供應業卻負債率很低，原因可能在於中國這些行業受管制較少而利潤較高，穩定的高利潤使公司負債較少。 不同行業總負債率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在進一步檢驗不同門類總負債率間的差異性時發現，除了農林牧漁業與社會服務業、社會服務業與綜合類、製造業與信息技術業、製造業與社會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水供應業與社會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業與社會服務業、信息技術業與綜合類、批發和零售貿易與綜合類、房地產業與綜合類之間的資產負債率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以外，其他部門之間的資產負債率均存在顯著性差異。綜上所述，在不同產業結構下、不同財務杠桿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差異性顯著。公司所屬行業是決定公司融資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產業特徵因素或是行業因素能夠很好的解釋中國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 股權結構因素 上市公司融資不僅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還受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徵：股權結構相當復雜。上市公司的股份除了公開發行與交易的社會公眾股外，還有內資股與外資股，流通股及非流通股，國家股、法人股、內部職工股及轉配股，A股、B股、H股及N股等區分，且呈現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等狀況。表2顯示，1995-2003年中國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重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而且還略有下降。在總股本中還有近三分之二的股票不能上市流通，股權過分集中。 我們用上市公司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來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情況。表3、表4顯示了1995-2003年間實施配股的上市公司、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狀況以及同期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總體狀況。結果表明：1995-2003年，配股公司前三大股東的持股比率普遍高於上市公司的整體水平，並且大部分配股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要高於40%，有的年份的最高值甚至達到90%以上，這表明實施配股的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相對較高，大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均值普遍要高於上市公司的總體水平，顯示出其股權的高度集中，大股東有絕對的控制權，增發流通股對公司的總體控制權影響不大。總之，配股和增發行為與公司的股權集中度也就是股權結構有一定的關聯性，公司的融資決策顯然基本上由大股東操縱。 中國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權結構影響到其融資行為。因為國有股、法人股、社會流通股與外資股各自有著不同的目標函數，故融資方式偏好也不盡相同，進而影響著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國有股股東占控股地位的企業，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會根據其自身的目標函數來進行。當與其他股東目標函數沖突時，其控股地位使它們常常會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由於國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性，其利益所在不是股票市場價格的上升，而是賬面價值，即每股凈資產，而社會流通股股東只能通過股票市場價格的上漲或股利來獲利。非流通股的轉讓以凈資產為基礎確定，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政府機構，其目標多重化，行為方式沒有市場化，非流通股股東的財富最大化是以凈資產的大小來衡量的，而發行股票融資的高溢價必然導致凈資產的成倍增加，導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而債務融資則有定期還本付息的「硬約束」，這將會對它們的經營帶來較大的壓力。因此，國有控股公司對債務融資呈現出較為厭惡的態度，再由於中國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處於絕對地位，因此上市公司對股權融資的偏好也就不足為奇。 結論與政策建議 股權融資偏好是我國上市公司在其融資過程中受多種因素影響共同作用的非常復雜的綜合結果，影響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因素、產業因素及股權結構因素是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產生的最直接，抑或最重要的原因，它們交織在一起，共同驅動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通過前文分析，我國上市公司存在的強烈股權融資偏好，對公司自身與資本市場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定股權融資對上市公司及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更不能因此抑制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及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 目前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營造一個良好的上市公司融資的內外環境，規范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使其能夠根據自身特點及發展的需要，合理安排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比例，糾正其不合理的股權融資偏好，將寶貴的股市資金配置到真正需要資金而又能帶來良好效益，同時給投資者以豐厚回報，我們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調整股權結構。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必要條件。股權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國有股從大多數企業退出或減少，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但是，股權也不能太分散。許多研究已經表明，在類似中國這樣的對投資者的法律保護不健全的國家，股權的適度集中有助於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且股權應該集中在以非國有股權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手中，並使機構投資者持有的股票能夠流通，這既是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公司治理機制的效率要求。 第二，完善證券市場退出機制。發揮證券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在證券市場中的作用。上市公司不僅有進，更要有出，通過不斷的吐故納新來優化上市公司的結構，從而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完善投資者結構。與機構投資者相比，個人投資者的力量無法與機構投資者相抗衡。在相關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會導致機構投資者利用資金優勢和掌握的信息優勢操縱市場價格，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因此，必須努力將中國資本市場改造成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提高券商實力、構造多元化的投資基金群體引入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 第四，健全法制、法規與政策環境。具體工作包括：完善新股發行、配股及增發規則。如規定參與各方的權利與義務、規定只有發放股利的公司才有資格再融資等；加強信息披露管理。加強信息披露管理，構建信號傳遞機制，是降低融資結構優化成本的有效手段，進一步健全相關法規。現有相關法律法規，由於在制定時的條件所限，所涉及的內容都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部分條例在新的時期已迫切需要重新修訂。
『叄』 中國股市為什麼愛炒概念
所謂概念炒作是跟價值投資相對立的，就是沒有估值和業績支撐，僅憑一個故事來支撐股價。 對概念炒作，本文不進行道德判斷，僅力求對這種現象進行客觀分析。我認為概念炒作在中國股市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具體情況要具體甄別。 首先，概念炒作往往有內在的合理性。說到底，概念炒作賭的是成功的可能性。並不是所有的概念炒作最後都沒有見到東西。實際上，概念炒作常常有一些是有道理的。如2000年時候的網路股炒作，當時炒作的一些說法，到後來確實變成了現實，只是成功的企業並不是當時炒作的那些公司。 概念炒作往好里說，其實是一種類似創業的沖動。特別是在經濟不好的時期，政府，實業界都在找出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自然就會有各種投資的沖動。投資沖動不只是在股票市場上，在實業中也同樣存在。在實業投資中，有大量投資也是註定要打水漂的。 好的概念，其誘人之處在於，雖然成功的可能很小，但是畢竟有可能成功。好的概念題材往往是市場不能證偽的，就是沒有人能說：這個一定不行。你可以相信它不行，但你不能證明它不行。典型例子的就是重慶啤酒，乙肝疫苗的事情，有人相信它能成，如果成了，市場非常大。不信的人只能不參與，但你沒有證據說它一定失敗。如果不是上市公司一紙公告，重慶啤酒的疫苗概念再炒個幾年都可以。 其次，有人借概念炒作興風作浪。相當於是借概念炒作開個小賭局。有的甚至明知道這事不靠譜，也在炒，這就純粹是一個資金的博傻游戲了。 概念炒作時間長短持續性要看概念題材的大小而定。有的太牽強，很快市場就沒興趣了，不管是誰，參與概念炒作都要注意這一點，就算是所謂主力資金，如果不管題材的前景，進去生拉硬拽，也會死得很快。畢竟，現在市場是越來越理性了。 上周有些概念股在近翻倍之後，出現90年代常見的做莊盤面，表明有些「主力」黔驢技窮。這說明僅憑資金實力，不順勢而為，也會陷入被動。 。06年因股改而來的牛市行情中，價值投資理念深入人心，上市公司調研等成了機構投資人的標准動作，這使得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上市公司管理層成了中心，產業資本成了老大，他們隨意調控利潤，通過利潤操控來操縱股價。這種情況下，公募基金的做法，他們的所謂價值投資，使基金成了接盤的工具。上當多了，最後大家就又什麼都不信了。 概念炒作最大的一個好處是，不需要跟上市公司來溝兌，直接就是資金說話，講故事，依據籌碼運動規律操作。 最近兩次的概念炒作，文化傳媒和溫州金融改革的概念炒作，讓我感覺似曾相識，這些炒作的路子，我們這些經歷過九十年代做莊時代的人來說，一點都不陌生。 這可以說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短暫倒退。 關於概念炒作，有幾點提醒： 純粹概念的炒作往往是經不起時間檢驗的。人們在狂熱的氣氛下，把小概率的事件當成了很大概率的成功事件，或者人們傾向於認為自己能夠找到成功的企業。這是人們認知的一個誤區，畢竟，一個新的產業，一個新的東西，要見到效益時間會很長，股票投資人又是最沒有耐心的，所以，時間並不是概念炒作的朋友。 在故事講完之前，一定要退出。 還有一點要提醒， 熱衷於概念炒作的市場不會是牛市 。所謂概念炒作，就是說市場追捧的股票只有一個故事可說，沒有業績支撐，這是有別於價值投資的。 牛市中，一定會有股票，有業績持續上升，空間巨大，並且也有利於炒作。牛市中，領漲股應該是有很大的號召力，名正言順，理由正當，能吸引場外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場。 當然，概念炒作也可以是牛市的前奏，是主角出場前的小丑，鬧鬧場子，活躍一下氣氛。 關於參與概念炒作的技巧，以後再探討。